刘军红：科技滑坡，日本“病急乱投医”

日本媒体最近报道说，在美国大肆排斥市场化科技竞争的背景下，在科技排名上出现滑坡的日本试图借机重整“举国体制”，通过官民联手抢占国际标准化制高点，夺回科技竞争优势地位。执政党自民党甚至敦促政府拿出具体方案，在远程诊疗、数字技术及基础设施出口等方面挽回落后于中国的局面。

毫无疑问，日本仍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个领先者。只是在这个领域越来越呈现中美两强格局的情况，日本发现自己正在滑坡。以国际论文数量为例，日本相关研究机构统计发现，2017年中国论文超过30万篇，美国28万，日本则只有6.4万，排在德国之后位列第四。在产品市场占有率上，日本也面临下滑局面。比如日本经济新闻社调查的74个产品在世界占首位的数量，日本去年拥有11个产品，今年则减少4个退步到7个。而中国则增加2个达到12个，紧跟美国位列第二。

因此，在全球疫情蔓延和中美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日本从经济安全的高度频频出台攻防两栖做法，一方面在国际前沿科技领域防范中国企业和人才竞争，另一方面寻求以政府支援的方式帮助日本技术在国际质量体系、国际电工联盟、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标准”阵地上拔得头筹。

但这些规划和建议并非认真总结日本科技实力相对下滑的原因，而是试图利用国际标准化制度之巧。比如建议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培育“日本人才”，通过在相关国际组织中掌握投票权来确保日本技术获得标准认证。同时利用技术版的“先占原则”控制标准，为日后获取技术佣金打基础。

事实上，日本技术退步与政府不作为不无关系。科技进步需要与时俱进的积极投入，但近20余年日本财政亏空，政府在科技预算上停滞不前，个别年份甚至出现倒退。关乎技术转化的研发投资过去10年也是原地踏步。统计显示，2011年日本官民研发投资总额约17.4万亿日元，而到2018年时也仅为17.9万亿日元，甚至赶不上中美各自民间研发投资的半数。

日本企业研发投资也多以“短平快”为主，回避投入高、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性研究。随着近年全球并购潮到来，更多日本企业选择并购外国企业的方式获得技术。从教育方面看，日本年轻人选择理科的比例下降，赴美留学数量也大幅减少。在研发投入的分配上，日本仍坚持“重设备、轻人力”原则，研究人员的研究经费比例较低，而且在税收政策上优惠不足，激励不强。

日本科技相对退步，与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改革停滞也有关联。小泉改革与小泉内阁同步终止，取而代之的安倍政府标榜“保守即为正统”，事实上搁置了改革，其结果是“创新迟滞”“技术退步”，生产率下滑，潜在增长率接近于零。日本金融制度是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为主。银行奉行保守原则，技术创新、风险投资很难得到有效的银行支持。

人才方面，战后日本的“一亿总中产”意识形成随大流的“集体主义”，不愿标新立异，不敢突发奇想，使日本社会难以形成创新和自主创业风潮。同时，劳动市场内部化，人才流动非常态化，也不利于养成创新精神。全球化时代伴随着技术创新的滚滚洪流，日本年轻人却无缘投身全球性技术创新主流，变得“与时代脱节”。

日本自民党建议支持5G和6G发展，其中包括海底光缆、人工智能及无人机、自动驾驶等领域，甚至主张对基础设施出口也予以扶持。这样的力度足见决心之强，但其以抑制中国技术创新为出发点，甚至试图利用美国对华科技脱钩和打压之机，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进步源于通过一系列改革为企业松绑，继而为创新留下足够空间。中国官民对长周期、战略性、基础性研发的投入与时俱进，研发费用总额接近美国，高于日欧，为企业赶上技术时代、投身技术创新潮流提供了坚实支撑。这是在技术创新上实现大幅提升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20年前曾占据技术前沿、紧随美国之后的日本如果真要重新追上全球技术创新浪潮，就应该在改革羁绊技术进步的政府制度、金融制度和企业制度上下功夫，让企业轻松投身于全球竞争，推进开放的技术创新。（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