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评：新冠肺炎疫情折射西方“四难”窘境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如野火般蔓延燃烧，反反复复，难见穷期。面对疫情，不少国家从一开始就认真权衡经济发展与抗疫关系，建立严格有效的防疫应对体系，已逐渐走出疫情阴影。然而，当初曾隔岸观火的一些西方国家至今仍深陷其中。综观疫情的发展与应对，宛如一面放大镜，放大了西方社会内部的矛盾分歧；又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不同社会制度的美丑成败。一些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态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加剧，深陷“四难”窘境。

一难是社会撕裂、鸿沟难平。疫情使西方国家原本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今年负增长已无悬念，欧元区就业岗位骤减490万，中产阶级缩水，贫困人口基数扩大，美国贫困人口超过3000万。贫富分化加剧，社会财富向极少数富人积聚。摩根大通公司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占有美国全部家庭净资产增至近75%。富人在新冠病毒检测和治疗方面占据优势资源，而从事低端行业的人群感染率和死亡率高企，死亡人数已超过17万。贫病交加、生计愈难，拉大了穷人与富人的差距，社会结构更加紧张脆弱。弗洛伊德事件反映出一些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的制度性、系统性、结构性种族主义，引发的抗议之火延烧全球60多个国家。

二难是治理不力、痼疾难愈。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固有的结构性、周期性问题及与其制度设计缺陷叠加，导致其治理赤字经年难解。政治极化、党争分野不断瓦解国家认同，“民主政治”大行其道，“部落化”现象愈加严重。西方片面强调“形式民主”，忽视治理效能。政党纷争、中央和地方矛盾等加剧政治空转，社会基层治理模式处于“失灵”、“迷失”状态。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此次抗疫活动中相互协调不足，社会动员能力、危机管理和应对能力左支右绌。美国接连“退群”、“毁约”，其治理沉疴的影响外溢，使全球治理体系陷入混乱。西方治理模式的正义性、合法性和有效性饱受质疑。

三难是思潮混乱、民心难聚。一些西方国家防疫不力，疫情挥之不去，经济重启困难，民众失望与不安情绪上升。西方国家“不战而胜”、“历史终结论”虽言犹在耳，但一度奉为圭臬的“华盛顿共识”早已宣告失灵。福山等知名学者则表示“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已死。民粹主义思潮在疫情中泛滥横行，同一些西方国家保守、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合流，社会内部“沉沦的中产”和“困苦的底层新移民”各自找到极右民粹和左翼民粹，作为缓解自身困苦生活、指引未来的“明灯”。政治思潮混乱激荡，导致民心难聚，国家政策选择南辕北辙。美西方从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和推手堕落为最大的阻力和掣肘。

四难是道义滑坡、“人设”难复。西方一向以“上帝的选民”和“文明中心”自居，向世界推广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但其社会内部种种不公平和西方政府在疫情面前表现出来的冷血无情，扯掉“生而平等”的遮羞布，销蚀了其“价值观外交”的“道义”基础。美国最新民调显示，62%的美国公民认为，美国已不再是“山巅之城”。西方从“道德高地”跌落，“自由民主灯塔”的“人设”崩塌，道义形象受损。长期以“人权教师爷”自居的西方政客陷入沮丧和自我灵魂拷问。美国《纽约时报》发文称，“如何捍卫美式民主？美国外交官陷入尴尬困境”。

毋庸置疑，人类对社会制度的探索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美的。在疫情大灾中，西方一些国家陷入“四难”窘境，其根源不在表面，而在于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的深层缺陷和不足。面对疫情带来的一连串拷问，只有正视自身问题，努力进行自我修补和完善，才是解决问题之道。遮遮掩掩、诿过他人，甚至对别国进行“甩锅”“污名”，蓄意将抗疫问题政治化，只能使自身道义和形象进一步失分。疫情带来的启示，应该认真汲取和面对。（文思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