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注意社科研究“内卷化”倾向

当前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注意一种倾向，即脱离中国人民的丰富生活和中国历史的伟大实践，变成一小部分学者的书斋式学问。

受这一倾向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专注于发表所谓规范的高水平论文，这些“规范和高水平”的论文，是以对话为基础的规范，是所谓积累式的研究，是在较狭窄领域进行的带有局限的研究，这种对话式研究的范本是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对话对象也越来越来自美国社会科学。问题是，受此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将无法理解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进而几乎在中国政策研究中失语，也几乎无法理解中国人民生活和中国历史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社会科学专业的发展方向出现了偏差。

西方社会科学是伴随西方近代工业化而发展起来的。正是通过对西方发展经验与实践的透彻理解，西方社会科学获得了足够营养，不断滋养壮健、枝繁叶茂，形成了基于西方经验与实践的各种理论流派。西方不同理论流派相互竞争，竞争的背景和根源则是西方经验与实践。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社会科学目前已经相当成熟了。

西方社会科学的成熟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西方社会科学与西方经验之间具有了相当好的磨合性，西方社会科学有能力解释西方发展的历史，有能力理解自身的发展经验，也有能力为政策提供高水平的咨询。成熟的另外一层含义是，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完成了内部革命，开始形成社会科学的既得利益，这个既得利益就是强调西方已经形成的社会科学共识，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都是在这些共识基础上进行的验证性研究、技术性研究和补充性研究，或者说是对话式研究。因此，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博士生培养必须要有两、三年对本领域海量研究文献的艰苦阅读，然后在此基础上撰写以与本领域问题对话为基础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完成了，这样训练出来的社会科学博士头脑也基本上公式化了。

西方社会科学的成熟是以数百年理论与经验和实践之间的磨合为前提和基础的。中国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的情况完全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引进西方社会科学，重点是译介工作，在译介过程中，中国将西方社会科学几百年发展的最终成果照搬过来，发现西方社会科学的丰富、深刻、自洽和体系化，一些学者在消化吸收同时形成了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膜拜，进而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用西方社会科学来套中国经验与实践，而不是真正研究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内在逻辑，并加以提升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第二，直接与西方社会科学具体研究对话，中国实践成为被西方理论所选择出来的经验碎片，中国经验本身的复杂脉络消失了。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当前在一些学科中越来越主流的定量研究论文。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研究似乎就不再需要总体理解中国历史、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不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对中国经验的深耕，不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长期艰难的磨合，当然也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回归中国经验与实践的中国社会科学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激烈对话和竞争了。一些学科的研究看起来国际化、“高大上”，实际上不过是被国际化取消了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

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因其成熟而出现了严重的“内卷化”。而中国一些社会科学门类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却在与美国社会科学的接轨中产生了“内卷化”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如果没有建立在全面深刻理解中国历史、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建立在对中国经验的总体理解的基础上，不持续深耕中国经验，而将中国经验和实践当作对话论证西方社会科学的材料，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政策实践，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人民生活，当然也无法为中国的现代化指引方向，就会变成一部分自言自语的书斋学者们的小众游戏。

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以在西方经济学主流期刊发表论文为重要学术评价标准，社会学界以主流期刊为代表的对话式研究文风，农业经济学界对定量研究的极度推崇，都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弊病。尤其让人担忧的是，当前一些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培养和青年学者的成长似乎越来越走上了这条低水平“内卷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呼啸走向田野，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真正与中国经验和实践结合起来，才有前途和希望。当前中国政策研究领域几乎听不到一些本应发挥作用的社会科学专业的声音，就是社会科学研究出现问题的明显依据。（作者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