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陈军：中企如何跨越国际化新“陷阱”

美国《财富》杂志日前全球同步发布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美中两国上榜企业数量比其他所有国家上榜企业总和还多，足见一国经济体量与其拥有跨国公司数量的正相关关系。

自这份排行榜1995年面世以来，长期占据榜单的企业主要来自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经济强国，中国企业长期处于配角地位。例如1995年，美日分别有151家、149家企业上榜，而中国只有3家。6年之后，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2001年，上榜中国企业已有12家；10年之后的2011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中国上榜企业数量也顺势超过日本。时至今天，中国企业已是这个排行榜的绝对主角。

这个变迁凸显了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与全球资源配置等取得的巨大进步，也再度印证了经济全球化、国内外市场有效对接以及持续扩大开放，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意义。

透过时间光谱来看，中国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1年入世，用了23年时间奠定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以及企业国际化的相关基础，并以加入WTO为逻辑起点，打开了中国企业与国际市场双向联动的接口，随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1年到2006年的“入世”过渡期，中国企业在相对友好的国际大环境下得以快速成长。

国内企业一方面加紧熟悉国际规则尤其商业规则、法律规则，逐步提升风险意识；另一方面抓住入世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充分发挥出口加工业多年来积累的比较优势，全力扩大对发达市场以及新兴市场的出口。制造业企业也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红利和吸收较为先进的技术，结合自主研发显著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扩大。以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也充分利用过渡期赋予的改革时间窗口，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加快股权改革并建立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大大缩小了与国际同行的差距。

第二阶段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2012年全球基本走出衰退泥淖的动荡期，中国企业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尤其是出口市场波动的严峻考验。

在国家积极扩大内需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寻求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部署下，有条件的中国企业通过入世以来学到的知识，在与美日欧同行们的竞争中不断积累经验，积极寻求扩大海外市场份额，为构建区域乃至全球资源配置体系奠定物质和技术条件。这一阶段既是中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形成有效分工与合作的黄金时期，也是中企国际化能力提升最快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中国陆续对外释放发展红利，不断开放国内市场，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参与主体之一。

三是以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为标志，开启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并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与供应链等“三链”中承担关键角色的新时期。

中国一方面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恢复国内经济的再平衡，在此基础上又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高水平开放，致力于构建与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区域与全球投资贸易便利化和互联互通，并通过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的互利合作，将具有全球公共产品性质的“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中国也因此成为维护和引领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之一。不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中国企业，就是在此期间发展壮大起来的。

遗憾的是，2017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推进全球化的动力偏好明显衰减，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成为世界经贸金融稳定、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及企业寻求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严重制约因素，导致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世界各国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企业，面临入世以来国际化的重大“陷阱”，即作为全球化重要受益者的中国企业，正以某种方式回馈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红利时，却遭遇了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保护主义阻击，国际生存与发展环境大不如前，甚至面临着“半全球化”的危险。所谓“半全球化”，是指有人认为全球有可能分化为两套市场和技术体系，中国企业无法以平等市场主体的身份全面参与。显然，这已成为21世纪全球化遭遇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不过，有危就有机。如果我们冷静观察也会发现，尽管当今世界秩序不确定性日增，甚至看起来有些险恶，但即便现在最蛮横、最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也不可能做到对全球化趋势的持久打压。那些入选《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外企业，仍将是全球化的主体。具有真正全球视野和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掌舵者们也更明白，基于要素自由流动和节约交易成本的全球化内生动力很难被扼杀。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或任何企业可以人为阻断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它们不要试图证明自己比市场驱动的自由经济秩序更聪明。

最大限度促进并推动资本、技术与相关要素合理流动，构建中外企业以及中国企业与全球服务对象或消费者间广泛的利益共享机制，持续释放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红利，是跨越国际化新“陷阱”的关键之举。（作者分别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