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疫后经济恢复不均衡，怎么办

中国二季度GDP同比增3.2%，预期增2.9%，稳住了基本盘。回想三四月份新冠疫情肆虐时，谈到中国经济年度增长率仍将为正的话题，一些人就会给予某种意义上的“呵斥”：你看到中国增长的内外环境了吗？二季度各项经济数据公布，中国经济实现了V型翻转，堪称经济体在遭受外部冲击性事件后内在韧性发力的典型性观察事实。

舆论成为压力的一个特点是，“舆论平均数”的记忆周期近乎为零，它从不难为提出不切实际问题的人，哪怕有许多问题是带有贬低、蔑视和敌意性质的。最近，坊间似乎忘记了上次谈论增速时认为V型翻转不可能的逻辑认知欠账，又在泛谈中国经济下半年经济复苏出现不均衡，认为“需求侧的恢复慢于供给侧”，“厂商投资慢于基础设施投资”，在外部环境持续恶化条件下，中国靠启动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难有可持续性。

其实，在遭受外部冲击条件下，经济肌体构造的不同板块本身就存在承压弹性高低不同的部分，要求各版块在冲击后以同等的速度恢复增长是不合理的。中国经济也不例外。在疫情打击下，处在“亲密接触”距离的六大行业：会议展览、旅游住宿、线下实体商店、高密人群通道、方舱类活动（飞机、电影院），办公教育等，无法比其他行业更快地重启恢复键。但是，能源基础设施、“非亲密接触”生产、物流运输、线上平台、网红带货、自由职业等反而出现加速成长的趋势。尤其是在运用数字技术的条件下，效果会更好。二季度很多数字技术支持的线上平台经济实现了40%-70%的同比增速就是明证。在世界范围内，任何一个经济体疫情后恢复，都会出现这种不平衡现象。

除上述共性之外，我们也要注意中国经济恢复的独特不平衡个性。今年两会后，一些舆论传出未来几年将投入20-60万亿人民币建设大工程的消息，但是财政支持大工程的全景式画面至今并不清晰，这种政策引导变量和实体经济增长变量的滞后，在中国经济从大车间、流水线、模块化制造经济向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智能经济过渡的结构变革时期，不可能迅速得到解决。

财政政策的实施可能在第三及第四季度得到强化，但落实重点更多是惠民生、稳就业以及让广大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和微微中介能够存活下来。在经济难以延续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出现下降的条件下，政策出台的支持力度和实际经济所要求增加的力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另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上半年的复苏提供了尽可能的支持，下半年货币政策还会更为灵活。比如，分两次或更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中的中期借贷便利会给予更多的流程配套，但要完成新增人民币贷款额度和社会融资额度的总量货币政策，可能会使货币二级市场上的套利风险相应上升。维持平稳货币与信贷规模增加难获更大的操作空间。这都是催生中国经济增长不均衡现象的“贡献因子”。

同任何复杂性过程一样，成长中的中国经济总量和结构之间的调整存在更大的优化空间。“打得一拳开，挡得百拳来”的战略创新始终存在。在当前时期，更加具有创新性考虑的战略抉择更为珍贵。

克服不均衡现象的“灵丹妙药”在哪？在于“新基建”的三个核心群落，与大车间制造经济相对应的基础设施八大单元——“公-铁-高速-高铁-港-桥-涵-隧”的数字化升级。升级后的新型大车间基础设施网络与数字基础设施的十一大基础设施单元（光纤网-移动网-卫星网-通信-导航-定位-飞行器-关口站-微基站）形成的数字技术网络融合后，再与中国正在高速成长的新一代算力算能体系二次融合，将会使中国制造业经济获得全方位数字智能技术支持，托举中国制造向智慧经济升级。

这一过程带来的经济肌体革命性变化，与工业革命技术升级促使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的内在力矩一样具有可持续性。这个过程对传统货币金融体系提出的创新性挑战同样巨大。除了已经出台的各种恢复经济政策之外，结构变迁所需要的创新性政策正在等待中国经济的建设者们发力。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尤其是结构变化带来的，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的变化将会更为明显。中国经济恢复增长有办法，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