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群、孙冬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唤起巨大凝聚力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分割和掠夺唤起了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中华民族的觉醒。其中，又以抗日战争空前增强和深化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在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即将到来之时，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

“中华民族”这个专称始见于清末。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在此基础上，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对“中华”一词作了说明，并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当时梁专指汉族）。此后不同历史阶段，许多政治家、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持久热烈讨论，章太炎认为中华民族等于汉族，孙中山先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提“五族共和”，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等。总的看，讨论越来越趋于认为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多民族长期发展交融而成的更高层次的民族共同体。而这一认识不断提升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180年来为独立、解放和富强而不断奋斗的过程。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就同世界上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交过手，各族人民相互支撑，在各个方向上都开展了激烈的反侵略斗争。仅就少数民族来说，在东南方向，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四川、贵州、湖北等省数千名藏羌等民族士兵千里迢迢赴浙江前线抗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英法联军侵入京津地区时，大批蒙、满族士兵投入抗敌；在东北方向，达斡尔、赫哲、鄂温克、鄂伦春、满等族人民长期坚持抗俄抗日斗争；在西北方向，新疆各族人民配合清政府军队击败阿古柏匪帮，从沙俄虎口中夺回伊犁；在西南方向，广西各族人民打败法国军队，夺得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对帝国主义列强战争的重大胜利；在西藏，藏族人民两次进行了抗英战争；在台湾，各族群众对日本占领进行了长期的反割让斗争，举行雾社起义……凡此种种，使得各族人民逐步认识到：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次要的，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才是最重要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

“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是在清末民初，但这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此前不存在。如费孝通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近代以来发生的，只是中华民族从自在民族变成了自觉的民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民族实体、本体，而不是简单地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给予一个名义上的统称。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无疑将长期存在，但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共同性和一致性才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根本与主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充实、深化，不仅使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免遭亡国灭种，而且为取得后来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民众基础。

抗日战争促进了认同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手是武力占领，一手是政治分化，其中特别企图利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进行威胁、挑拨、拉拢、瓦解。日本帝国主义比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民族国情有更多了解，其分化工作更接近于全方位，几乎做到无孔不入。在东北，以“民族自决”为幌子炮制“满洲国”，模仿“五族共和”设计出一个“五族协和”的族群政治架构，把日本人纳入“五族”并享有一切优先权，分化瓦解东北人民抗日力量。在内蒙古，企图将现内蒙古东部建置为隶属“满洲国”的“自治区域”，进而搞成“蒙古国”，最后建立由日本控制的内外蒙古一体的“大蒙古国”。由日本军部运作，极力欺骗拉拢信众众多的中国穆斯林社群，在北平成立所谓“中国回教联合会”，企图在中国北方建立一个东起察哈尔、绥远，经宁夏、甘肃、青海，西至新疆的亲日地带，隔绝中苏之间陆上联系，进而在宁夏、甘肃、青海成立“回回国”。在新疆，日本参与“东突”势力于1933年在喀什搞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图谋介入新疆政治，把新疆变成包围苏联的一环。在西藏，派遣情报人员搜采政治情报，拉拢高层人士访日，多方笼络地方势力。如何打破日本利用中国民族问题从政治上分化中国并配合战场作战的罪恶图谋，不能不成为决定抗日战争胜败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在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民族问题。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所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中就明确将“抗日的民族团结”问题摆在十分重要位置上，号召“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强调“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再次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毛泽东同志在全会报告中对此作了详细阐述，明确提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把“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作为当前抗日的重要任务。他所提出的各项措施，不仅体现了中共在抗日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妥善解决了抗战特殊时期的民族关系问题，动员和吸引了少数民族民众投身抗战，也使中共的民族工作理论和政策更加趋于成熟。

“九•一八”事件爆发不久，东北汉、满、朝鲜、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等各族人民就在中共满洲省委的“武装抗日，保卫家乡，保卫东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特别是在游击战争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其活动的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军中有大量少数民族战士。因为有了东北各民族人民的支持和直接参加，抗日联军坚持斗争10余年，牵制了数十万日伪军，歼灭日军数以万计，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日斗争。

蒙古族人民响应中共内蒙古特委“团结全国各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纷纷参加和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以及各种抗日民众团体。1932年内蒙古西部各族人民在绥远成立了“反帝大同盟”，组成的“蒙汉抗日同盟军”一度将日军赶出察哈尔。

回族以小聚居和分散杂居为特点，在日军占领的每个地区，回族人民都遭受到残暴统治和血腥屠杀，几乎在所有的敌占区回族人民都组织起抗日武装。著名的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6年中进行大小战斗870余次，歼日伪军3.6万人。冀中回民响亮提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有先天抗日任务”的口号。

抗日战争对中国民族关系的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起于东三省，战争结束时正面战场主要分布于大西南，这两大区域都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区域。少数民族投身抗日贯穿于战争始终，作出重大贡献。

——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屡屡战败，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权最后的态度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各民族民众只有痛心疾首，看不到出路所在。社会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是皇帝的，割地赔款只关系皇权的荣辱，非关社会的共同命运，整个国家自然形同散沙。而经过近百年的磨难和抗争，进入抗日战争，国家、社会、民族、个人整合于“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荣辱得失关系到每一个人，中国终于有条件有效动员全社会力量，焦土抗战，不胜不止。数千万少数民族同胞被广泛发动起来投入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是此前历次反侵略战争所未曾有过的。

——使抗战获得战略纵深和广阔的大后方，彻底打乱了日本灭亡我国的步骤和计划。1938年武汉会战后，抗日正面战场逐步退入中国西部地区，直至抗日结束，相当一部分重大战役是在湘、鄂、桂、滇、黔打的。少数民族民众大面积直接参加战争, 首先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化中国民族的政治阴谋被完全粉碎, 而少数民族以自己世代生活的地域为作战范围,牵制和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则为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同日本军队打持久战提供了广大回旋余地。

——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持久抗战。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经济落后、民生贫困、自然条件艰苦，而民众不惜倾家荡产，支持抗战，始终如一。贵州当时全省人口为1050 万, 仅1938 年到1942 年,征兵竟达45.7 万多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云南共送42万各族子弟上战场。

——建设并保障国际交通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度被日本完全占领, 云南、新疆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保持陆空联系,获得国际援助，打破日本军事和经济封锁的最后通道。由云南联结境外的滇缅公路自1937 年开工，沿线10余县20余万各族人民自带干粮和工具,在悬崖峭壁和深谷急流中肩挑人扛、劈石修路, 为此付出生命的就达2000 多人。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 云南各民族同胞继之以驮马运输。新疆增开了至印度的国际驿运, 各族同胞赶着马匹运送国际援华抗战物资。联结中国的国际抗日交通线始终未被彻底切断。

抗日战争也对中国民族关系及少数民族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为各民族共同走向全面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节点。

——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再被视为某一个民族的复兴，而是包括汉族和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共同复兴，从而极大增强了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唤醒和强化了国家意识。

——抗战爆发后, 大西南等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 一批东部企业内迁至此，一批机场、公路、铁路在这里兴建，一批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从内地迁来。这对于当地经济和文化教育落后面貌的改变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交融。

——抗战爆发前, 由于条件的限制,少数民族对中共的方针政策及真实情况了解不多, 甚至有着许多误解。抗战爆发后,中共全面抗战路线和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奖励廉洁，禁绝贪污”，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和错误百出的民族政策，国统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形成鲜明的对比。少数民族逐步认识到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才代表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才代表中国的未来，从而坚定了跟中国共产党走的决心。

日本的入侵，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惨重的灾难，但与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对外战争结果却完全不一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各民族已经有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觉悟。可以说，抗日战争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强而胜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因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进一步增强，从而唤起全民族不竭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作者分别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