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开：全球互联网会“巴尔干化”吗?

近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政府以所谓“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连续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及企业与字节跳动以及腾讯公司的微信业务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行为，可能在事实上将TikTok和WeChat排除在美国互联网之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保护公民隐私和公司最敏感信息”为名，宣布启动所谓“干净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主要内容也是限制中国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在美国的正常运行。在诸多围绕中美关系的激烈讨论之外，全球互联网是否将因此而日益“巴尔干化”的担忧，同样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网络空间可以简单地用三层模型来概括：物理层、协议层和应用层。在三层模型的最底层是物理层，主要包括光缆等基础设施；中间是协议层或者说逻辑层，它就像一个世界的邮政编码体系，互联网的核心就在于它的编码体系是统一的进而能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这个编码体系不能保持一致，整个互联网就乱了，就会变成各自的局域网；最上边的一层是应用层，包括我们在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各种应用，它跟各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结合得非常紧密。

国际互联网的正常运行依赖上述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而这也成为互联网全球治理的主要目标。就物理层和协议层治理而言，其主要涉及技术层面的标准统一和动态管理，虽然各方也存在分歧但总体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治理体系。相比之下，互联网应用层面的治理因不同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而存在更深层次的矛盾与冲突。伴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商业化进程的加速，互联网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日益增加，围绕互联网的主要治理挑战逐渐从物理层、协议层转移至应用层，各方围绕互联网应用可能给公民权利和公共安全带来的影响的争议日益激烈。以数据跨境流动的治理为例，不同国家对于数据权利的不同理解、数据规制制度的不同偏向、数据监管执法的不同模式都在客观上决定了国际冲突在所难免。

但另一方面，正如数据治理制度的国家差异并不代表数据跨境流动将被中止一样，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并不代表国际互联网必然走向分裂。事实上，无论是欧洲和美国在2000年建立的《安全港协议》，还是2019年G20日本大阪峰会提出的“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对话进程，都从不同侧面说明，在承认各国制度差异的基础上，国际社会仍然能够通过制度创新找到共识基础并实现国际合作，这也成为国际社会解决网络空间冲突的必然选择与趋势。

特朗普政府近段时间以来采取的“封禁”或“净网”举措，虽然仍以个人隐私权利以及国家公共安全威胁为由，但其采取的措施却完全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并且甚至可能对国际互联网的分裂带来严重后果。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互联的网络，这也是它的核心和生命力所在。对于维护全球互联网，尤其是维护三个层次的一致性，国际社会是有高度共识和共同利益的。在美国推出“净网”计划的当天，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达深切的失望，指责美国政府的做法违背了互联网的初衷，违背了互联网全球互联、开放、去中心化的本质，违背了技术架构的公平普适性。

从历史来看，作为国际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社会对于开放互联网的理解事实上应该更为深刻，以政府管控的方式限制技术或业态的发展，最终也反过来会被后者所超越。历史上美国政府对于“加密技术”的限制即是典型例证。二战中被应用于军事通信领域的加密技术在战后受到美国政府的严厉限制，但互联网业态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加密技术的普及应用，而开源软件作为软件生产、传播的主要方式也使得行政禁令流于形式，上述原因最终都迫使美国政府在上个世纪末放弃了试图限制加密技术研发和出口管制的政策导向。当前特朗普政府所宣布的禁令措施，未来看很有可能也只是加密技术案例的翻版。

国际互联网的合作历史也反复证明，制度差异并不是导致网络空间破裂的根本原因。对于美国的禁令和限制，相关企业要更善于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的行业协会也应该尽可能地发挥作用，维护互联网行业的开放和稳定。而对于各国来说，在尊重制度差异的前提下，通过对话协商理解对方的诉求，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等、互利、共赢的国际治理机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就具体的实现机制而言，在多边谈判之外，非政府组织、产业协会、技术社群乃至各国人民的对话交流都将提供更为丰富、灵活的实践路径。国际社会需要一个开放合作、公平正义的互联网，封闭与对立并不符合国际互联网发展潮流与趋势。（作者是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