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野考古到实验室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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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遗存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经过近百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源越来越稀缺。这要求我们在考古过程中，尽最大可能地获取最详细的考古信息，甚至利用较少的考古资源，多学科共同参与，进行精细化的发掘和研究

5月下旬，我们来到河北行唐的故郡遗址。已经记不清这些年往返故郡多少次了，从二号车马坑的5号车厢到现在的4号车厢，我们的实验团队仿佛一直在和几辆“车”较劲。

从北京到故郡并不远，几个小时的车程。故郡遗址位于河北行唐县南桥镇故郡村北，迄今探明遗址中心区域超过60万平方米，年代从新石器时代跨越隋唐。2015年至今，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行唐县文保所联合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累计发掘上万平方米，主体年代为东周时期，城址、墓地与居址共存，先后出土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生产工具以及金、玉石、骨角、陶等多种器物。众多遗迹现象和出土文物填补了中山国前期历史及考古研究的空白。

故郡遗址的二号车马坑内，东西纵列摆放了5辆驷马独辀车。位于车马坑最东端的编号为5号车，未见马匹遗骸，其他4辆均殉葬4马，共计16匹殉葬马匹遗骸摆放在车辆系驾位置。为了进行更精细的清理和修复，我们为这些车马坑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工作室，进行实验室考古。

五号车车舆表面或以红黑、红黑白色漆绘，或贴饰金箔，两个直径达140厘米的大型车轮分别斜置于车厢体的上侧，每个车轮拥有辐条38根，而殷商晚期的辐条多数不超过30根。车厢横宽140余厘米，纵长106厘米，车厢残高达50余厘米，一条残长近280厘米的车轴横亘于车厢底部。按车厢的横宽算，那是相当宽了。

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辆车厢左右侧和前后端立板的外表除了饰有繁复的髹漆彩绘图案外，车厢侧面后端区域还粘贴有含沙粒的泥灰质髹漆层。该层表面镶嵌着成组对称的金质兽形牌饰，有着精美刻画纹饰的金箔饰片明亮而细致，饰片下还有青铜的垫片。金箔很薄，其厚度不足0.1毫米。有这么多金箔装饰应该是礼仪用车，髹漆纹饰为中原传统风格，但高大多辐的车轮和长车毂构造，则是北方草原地区车辆的特征之一。

除了故郡，前不久我们团队又去了一次海昏侯墓。海昏侯墓作为实验室考古“大显身手”的成功范例被不断提及，大家津津乐道于此次实验室考古中用到的红外影像技术、拉曼光谱、显微分析等多种科技考古手段，包括低氧工作间等先进配备。低氧工作间有高压空气充瓶，有抑菌、净化及增氧等功能，对于文物保护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实验室考古并不仅仅是这些。

在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工作者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脆弱的文物或遗迹，例如彩绘漆器的碎片、糟朽的木质遗迹、脆弱的墓葬壁画等。如果不在发掘现场对这些文物进行第一时间的保护处理，其所承载的宝贵历史文化信息将不复存在。还有一些保存完整、叠压状况复杂、无法立刻完成发掘的遗存，就必须采用实验室考古的方式，将木质棺椁及周边回填土体一起套箱提取，通过异地迁移至室内，在安全有保障、技术条件许可和良好环境中进行精致的发掘、清理和研究。这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还原墓葬原始状态信息，是田野考古的必要延伸和有效补充。

考古现场的整体套箱提取是实验室考古的第一步，是个技术活儿。在进行套箱之前，要根据墓葬的大小计算出套箱木板的长宽度，比如我们碰到的贵州遵义杨价墓差不多12吨左右，就需要长400厘米、厚度不低于5厘米的木板。这样的木材在遵义新蒲新区很难找到，最后是找到一家木材加工厂专门定制的。提取时要用防震材料包裹遗存，以避免磕碰。这些材料还得是不受微生物侵害的非污染性材料。套箱底部还必须使用金属框架进行支撑固定。

稳妥地运回室内只是实验室考古的第一步，之后要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和设备从遗迹、遗物中提取标本、样品，并实施科学分析检测。通过对各种遗迹遗物现象的观察，对材质、结构、工艺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形成有效的数据，为将来的复原或者复制奠定基础。常规的田野考古，一般先做最上层遗存，然后依次是中间层位和更早期的遗存。但迁移到室内，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进行发掘清理，甚至可以对箱体进行翻转，从侧面或者从底面进行发掘，保证遗存的完整性、原始性。

在建成不久的临汾博物馆，观众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展厅看到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一个墓葬的整体呈现。当年这个墓葬是整体套箱拉进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实验考古大棚，如今算是“完璧归赵”。在这个墓葬一共发掘了11个壁龛，在不同的壁龛里边出土了不同的漆木器，表面是髹漆层，木质部分已经完全丧失，靠土体来支撑。通过对这些漆木器的有效清理保护，考古人员对它们的状况，包括形制、器型、规格有了清晰的了解。每件漆器上都有美丽的蚌饰。我们给这蚌做了检测，是河蚌。这么多的蚌饰需要很多很大的河蚌，即使一个大的蚌，可以用做装饰的部分并不多。壁龛出土的漆木器质地脆弱，保存难度较大，后期展示难度也大，复原制作这批漆木器也许是最好的办法。考古人员为了这些漆木器，前前后后忙碌了近10年，但都是值得的。

2019年是二里头考古发掘60周年。筹备多时的博物馆隆重开馆，来自二里头遗址的两个墓葬在博物馆的重要位置进行了原状展示。这两个墓葬是二里头考古工作站2016年和2015年发掘的，在考古所的实验大棚里曾经呆了两年多。墓葬中的玉刀、绿松石、漆器、朱砂等进行了科学检测，清理的过程也全程做了记录。这两个墓葬清理到什么程度才更适合展示，清理出的文物在提取了充分的信息后要不要放回原处，不同文物间的空间关系如何展示，以及不同地层的打破与叠压关系如何演示……许许多多的考古工作者都来到大棚里出谋划策，也是我们为博物馆展示做的一次实验室考古。毕竟文物如果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和最初的组合关系，解释说明起来就需要费更多的笔墨，而能让观众看到墓葬清理过程中的样子会更直观更有想象空间。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1936年第十三次发掘时，曾经发现了编号为YH127坑的甲骨坑。为了保存这个殷商王朝的大型“档案库”的堆积现状，考古工作者保留了“甲骨柱”的整体，最后装入了巨大的木箱，整体运往南京。在室内工作持续3个月时间才完毕，共发现刻辞甲骨17096片，算得上殷墟发掘以来最重大的收获。这应该是实验室考古的前身。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墓地进行考古时，曾将贵族墓葬出土的大量精美漆器套装提取，在室内进行仔细有序的发掘清理。

近些年，实验室考古已经成为与田野考古并存的“标配”。考古遗存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经过近百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源越来越稀缺。这要求我们在考古过程中，尽最大可能地获取最详细的考古信息，甚至利用较少的考古资源，多学科共同参与，进行精细化的发掘和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人民日报 》（ 2020年08月08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