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红：西方民粹主义正在“升级换代”

当下有种声音认为，新冠病毒削弱了西方民粹主义者，民粹政客因应对不力而声望暴跌，右翼民粹主义的“脓包”将被挤出。但同时也有人认为，疫情危机带来了新的大众政治议题，助长了民粹主义的气势。实际上，这两种观察都不能算错，但很难由此得出民粹主义退潮或涨潮的结论。笔者认为，民粹主义作为现代西方难以摆脱的周期性困扰，仍然不会离开西方政治舞台，而且疫情之下它还在进行着“升级换代”。

民粹主义很难如一些自由派所愿，像一个“脓包”被疫情挤出。这一判断出于两个关键原因，一方面，历史经验表明，民粹主义从来都是危机的产物，经济危机与社会结构重大改变是其产生的主要条件。从美国的情况看，这场疫情触发了从经济衰退到社会危机的连锁反应，挑动了普通大众的不满与愤怒，围绕着是否戴口罩、是否复工、是否重开学校，大大小小的民众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导致2016年民粹主义高潮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其中最棘手的两个问题在疫情期间继续恶化，一是严重的贫困与不平等。这是西方“丰裕社会”的沉疴痼疾，更是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化的恶果，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各国政府出台各种救市和济困措施，但仍无助于解决积累已久的财富集中和分配不公问题；二是尖锐的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疫情期间，美国爆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全国性种族冲突，社会割裂和政治极化没有因疫情而得到缓解；在欧洲，收紧边界管控的措施推高了民族主义情绪，为右翼民粹政客继续煽动反移民、反欧盟提供了条件。

当然，这场疫情危机并非简单地为西方民粹主义提供新议题和新空间，民粹主义也不是简单地重复疫情前的“社会运动+选举动员”的反建制路径。在逆全球化浪潮久久不散而公共卫生危机突如其来的当下，西方民粹主义得到了一个“升级换代”的契机——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双重叠加将催生一个西方社会未曾经历过的“威权民粹主义”。

在21世纪西方政治语境下看，民族主义可谓是全球化的副产品，是2008年以来西方民粹主义右翼化的重要推手，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在2016年最终完成。这种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民粹主义解构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冲击了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它主张强化被全球化或欧洲一体化消解的国家主权和领土边界，维持类似所谓“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利益。疫情期间，病毒恐慌被一些西方民族民粹主义者演绎为对外部因素的恐慌与排斥，从而激发出一种“恐惧的情感与文化”，加剧了各种“脱钩”趋势和政治右翼化。新冠疫情还助长了国家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兴起。在这场被认为只有民族国家才能应对的新冠疫情中，国家在动员、组织和调配抗疫资源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解决失业激增、经济衰退、不平等加剧等社会问题时更是无可替代，事实上，各国中央政府都在此次抗疫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威。民粹主义天然地具有一种国家依赖，它在左翼的维度上强调国家扩大福利、救济失业和保障公平，在右翼的维度上要求国家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维护民族利益，无论哪一端，疫情危机都为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合流提供了机会。

简言之，在反全球化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危机之中，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同时叠加到西方民粹主义之上，必然会强化其右翼化和威权化取向，动摇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一种可称为“威权民粹主义”的升级版本呼之欲出。（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