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疫情危机使拉美更认同“一带一路”

新冠疫情在南美大陆持续扩散，目前整个拉美累计死亡病例数已超过美国。疫情危机也在更新拉美国家有识之士对于国际格局变化的认识和思索。在不久前的中拉抗疫特别外长会议上，坚持危中寻机、推进“一带一路”成为双方共识。虽然“一带一路”在拉美落地相对较晚，且遭遇地缘最大干扰因素美国的打压，拉美国家的认识也非一步到位，但在经历“观望、了解、认同”过程后，拉美国家有识之士逐步辨明了“一带一路”的真实属性和本质。

首先，认同“一带一路”实属国际公共产品而非地缘政治工具。

拉美有识之士意识到，在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全球治理的主体和客体也发生结构性嬗变，全球主要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因应生变。其中，所谓守成大国美国不但无意再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还阻扰世贸组织等机构改革而损害国际公共利益。欧洲虽是全球治理理念的发源地和主推者，但自身实力下行，内部分歧不断，使其越来越对全球公共资源供给和配置改革有心无力。至于日本，则与欧洲如出一辙，同样力有不逮。

“一带一路”实施以来，拉美国家密切关注并跟踪研判其性质和属性，逐渐发现该倡议并非西方所称的“地缘政治工具”或所谓“新马歇尔计划”，实属新世纪全新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既无意识形态色彩，也无地域限制，而是中国继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后第三次向世界敞开大门，倘若拉美错过“一带一路”，将失去一次重要发展机遇。正因认识到倡议的本质和属性，尽管该倡议在顶层设计之初并未纳入拉美，拉美各界还是积极表达搭乘“一带一路”的迫切心愿，最终如愿加入。

其次，认同“一带一路”是优势产能转移而非劣质产能倾销。

在国际社会探究中国缘何推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劣质产能转移”论调一度甚嚣尘上。但拉美国家观察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来自中国的恰是其他地区亟需的优势产能，形成互补性合作效果。一些拉美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正是借助东亚日韩和东南亚新加坡等国的产能转移发展起来的，昔日“亚洲四小龙”的产能转移极大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和各类加工业发展。

拉美国家正处于工业化或再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但与其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太多，缺口太大，既是制约拉美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也是拉美国家迟迟未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之一。而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业正是中国的优势产能，中国在高铁、高速公路、港口、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优势明显。拉美“太平洋联盟”国家认为，“一带一路”有助联盟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率先实现一体化。拉美国家还发现，中国还在城市基础设施上有着产能先进、性价比合适等优点。

正是凭借基础设施、电力、通讯、纺织、化工建材等优势产能，“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广受赞誉。中国推动的产能合作不但促进了所在国的经济发展，还带动了就业增长，促进了社会稳定与和谐。

第三，认同“一带一路”是资金融通而非“债务陷阱”。

“一带一路”的实践并非一帆风顺，在沿线国家收获初步成果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挫折和反复。鉴于一些沿线国家政局生变，一些投资遭遇暂停甚至取消，西方的“债务陷阱论”趁机兴风作浪。

拉美一些政界人士也曾有过类似言论，但拉美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多年来，“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超过400多个，暂停或取消的不足40个，成功率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相应投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中国的投资而陷入债务陷阱。相反，在那些暂停或取消项目的国家的债务总额中，西方国家或其掌控的国际金融机构占据主要部分。

拉美国家认识到，依靠产能合作基金、产能专项贷款和“丝路基金”等专项投资，“一带一路”项目不但能弥合拉美国家巨大的发展资金赤字和投资赤字，还可以减轻对欧美国家的依赖，更能避免西方国家强加在贷款上的种种苛刻条件，如紧缩财政政策、削减公共开支等容易引发社会动荡的条款。两年多的实践也证明，“一带一路”的项目撬动了拉美国家久滞不前的投资，增强了拉美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

拉美各界对“一带一路”属性的正确认知和认同，夯实了“一带一路”在拉美推进的四梁八柱，为其在拉美行稳致远提供了理念支撑，也为提升中拉关系注入了新动能。（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所所长，中国拉美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