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梅：科技革命呼唤技术全球主义

眼下，技术民族主义在全世界大有抬头之势。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为了赢得技术竞争优势或者维护其既有技术优势，一些国家正在试图调整其贸易政策、供应链管理、出口管制、投资规则、研发战略，甚至签证准则。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就出现了技术民族主义和技术全球主义两个派别。对政府为了各自企业和居民利益，如何引导技术投资、塑造竞争环境和供应链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技术民族主义者认为通过保护和补贴一些国内企业，限制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能够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相反，技术全球主义者认为，通过限制外部投资和市场机会，赶走优秀人才，将阻碍国内获取全球创新动力，给本国带来更大的风险。

当前技术民族主义抬头既有客观原因，亦有主观因素。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下一代通信网络（5G）、物联网等新技术正在同时经历颠覆性变革。当下的领先足以使一国赢得极大的技术权力，先占优势将使得其他国家很难快速跟上。另一方面，我国已经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科研大国，我国科技发展的速度还在提升。为了维护其技术优势，美国选择了不择手段。

无论是上世纪与日本的科技竞争，还是当前，美国都是为了维护其既有的技术优势。作为“守成者”，美国每到重要节点都会大搞技术民族主义做法，目的就是限制其他国家获取至关重要的技术和工业生产诀窍。

必须看到，当前我国企业科技整体实力还有差距。2019 年度世界500 强排行榜中，上榜中国企业数量达129 家，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上榜企业最多的国家。然而，在排名前50 的科技企业中，美国却拥有22 家，而我国仅有华为一家。尽管持续的研发投入让华为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企业之一，然而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技术的突破需要全球通力合作。当前，经济不平等、全球治理失败、政治机会主义等因素正迫使技术全球主义逐渐隐退。全球新冠疫情正在加剧这一趋势，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在内的一些国家正在试图以牺牲经济效率来控制相关关键技术和供应链。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针对日本的做法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该怎么做？

首先，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需要各国摒弃前嫌，通力合作。通过我国科技企业以及相关部门的广泛国际交流与合作，减少技术转化和扩散的全球壁垒，激发研发的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科研投入的“乘数效应”，打破美国及其盟友对我国的技术封锁。

其次，相较30年前对日本的手段，美国对我国的打压要严重得多。对此，我们仍然需要在一些项目上坚持自主研发与国际科技合作并行，保持对欧美公司的开放态度，不仅可以取长补短，而且能够在合作中建立信任，在交流中消除误解。

近年来，除了采用实体清单，美国变着法子对华为进行打压：起诉华为窃取知识产权、阻止全球芯片企业向华为供应芯片、禁止美国国内的供应商使用通用服务基金来购买华为设备。我们应通过全球技术合作来缓冲美国对我国科技企业的打压；通过全球技术合作，积极参与此轮科技革命；通过全球技术合作，让科技融入人类未来发展。

加强科技的国际合作，促进技术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推进技术全球主义，不仅可以对冲技术民族主义，也是我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赢得这场科技竞争的不二选择。（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