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主流经济学家该启动“自我变革”了

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蔓延，对在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的反思也在继续。其中，正统或曰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其在应对疫情时表现出的不足或根本不够用，就是一个方面。为此有人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对于陷入困境的主流经济学而言，疫情过后，世人想要并且能够从中得到什么？

先来看看什么是正统经济学或曰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这是指在美欧日等资本主义世界中获得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可、且在官方经济决策体系中充当理论基石的经济理论或学说。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仅在西方国家经济理论与决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对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有较大影响。迄今为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绝大多数研究的都是主流经济学。而作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的美联储，也主要是以现代主流经济学作为货币决策的理论依据。

自亚当·斯密开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来，经过200余年发展，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形成了以新古典综合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并在引领和推动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已故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主导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综合派，长期以来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难以超越的学术高墙。萨缪尔森在2004年发表的“主流经济学家眼中的全球化”一文中提出，站在主流经济学立场上，他认为中美贸易的发展将对美国的利益造成持久性损害。该文观点，被认为为本届美国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主流经济学理论”已经结出逆全球化的苦涩果实，但也从侧面表明主流经济学对决策者的影响之大。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不少理论，虽然理论框架精美甚至精雕细琢，但本质上却是“黑板经济学”。因为建立在完全市场、完全竞争和最优化行为基础上的微观经济理论，在到处存在交易成本和各种干预的真实世界里，根本找不到大规模应用的场景。尤其随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甚至某种程度的滥用，不少经济学家患上数学模型“依赖症”，将主要研究精力消耗在复杂数学模型的构建和纯粹的实证分析上，经济学研究也因此披上了表面结构越来越复杂的外衣，但经济学思想与经济问题意识却越来越淡薄，于是就出现了实际应用效果往往经不起核验的虚化现象。

主流经济学家们尽管把理论模型越做越复杂，学术话语体系似乎变得更加高深与严密，但一旦遇到类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和本次新冠疫情等重大现实问题或外部变量冲击时，眼高手低的毛病就暴露无遗。而且主流经济学家们在面对外部批评时往往还比较固执，认为外界不懂他们的世界，声称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读懂他们的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主张。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经济学家们最初面临的棘手难题是有模型无数据，当疫情在全球蔓延并造成供应链和产业链断裂、各国经济面临大规模停摆、大萧条脚步越来越近时，主流经济学家们又忙于翻箱倒柜寻找应对之策。其中，云集了最多主流经济学家的美国，在本次新冠疫情期间留给世人最大的印象是：美联储开启了无限量量化宽松的“直升机撒钱”模式，并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这导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而所有熟知货币金融学的人都知道，无限量QE带来的易放难收问题，在真实世界里根本找不到最优解。

经过本次疫情冲击，长期投入“假定世界”的问题研究并过着精致生活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确到了深刻反思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并启动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变革的时候了。这么说，并不是否定经济学研究需要假设，并将充分信息、完全竞争、无风险利率、无交易成本等一般均衡理论作为研究参照系，而是提醒主流经济学必须高度关注我们这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里的太多现实问题，并为此展开深入研究，包括前瞻性的预先研究。从主流经济学的演化史来看，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凯恩斯，生前也曾对主流经济学提出过质疑并为此开展实际研究，只可惜他的弟子们未能实现凯恩斯的宏愿。

经济学只有被赋予更多的哲学思考，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人类文明的演进与经济社会发展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不要哲学。同样，几乎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经济学（包括主流经济学），必须沿着尊重人类理性并着眼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演进与发展。这是历史赋予主流经济学的使命，无须回避也不能回避，否则，另一场经济学革命将不会迟到。（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