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洋：印度智库看中国远未摆脱西方视角

虽然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但印度的智库发展却超乎很多人的想象。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社会公民项目” 2019年的统计，印度的智库数量为 509个，位居全球第二位；在全球176家著名智库排名中，共有 10家印度智库上榜。

近30年发展迅猛

从其归属的类型划分，印度智库可分为政府主办的智库，其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提供；高校智库，主要由高校内部的科研院所组成；独立性较强的民间智库，这些智库强调研究成果不受政府、出资者的影响；以及企业智库，例如塔塔集团有自己一系列的研究所。塔塔的科学研究所、基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印度都享有相当高的声誉。

在印度所有的智库中，涉及战略安全和国际关系的智库不到15%。虽然这类智库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对印度外交和安全理念的形成确实起到了培育和推动的作用。从印度独立到上世纪90年代，印度智库主要还是隶属于政府，在战略和外交方面比较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印度官办智库有国防分析研究所和隶属外交部的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90年代后，印度智库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了迅猛的发展，并且出现了很多独立的民间智库。近年来在中印关系中较为活跃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辩喜基金会、梵门阁(Gateway House)等就是其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研究中国的智库，例如在德里的“中国研究所”和钦奈的“中国研究中心”等。

在印度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有六个群体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分别是：军队将领、外交人员、官僚、政治家、学者和记者。他们共同形成了印度政府内外的战略精英层，在政府外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而在印度的智库中，就有许多退休的军官和前政府官员，他们不仅能够增加智库的声誉，同时还能把其在政府任职时的经验和人脉带入智库。这些前政要虽然离开了政府，但是借助智库和媒体作为发声的平台仍在舆论引导上，或提供咨询服务上，间接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对外交影响不能低估

印度的智库通过举办研讨会、论坛和公开的演讲，对政府的政策进行解释和评论,从而引起公众对于热点问题的关注，通过舆论对政府施压。尽管这些智库所提出的理论和思想或许并不能立即转化为政策实践，但其内容和内涵在公开讨论后，不断检验完善，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有可能变成政府的政策。比如国防分析研究所的首任所长K·萨布拉曼亚是印度2003年确立的核原则的重要奠定人，早在1974年印度核试验前夕，他就发表文章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倡印度应该发展自己有限的、但有威慑力的核武器。

在决策过程中，印度政府以及议会会组建不同层级的咨询委员会。当遇到战争或其他紧急情况的时候，还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对相关问题进行评估。印度智库研究人员经常以专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咨询，可以很自然地把自己的意见和立场带进去。此外智库还能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二轨外交的作用。

当然，印度政治文化带有鲜明的精英主义色彩和强烈的个人主义风格，密室政治盛行于国家决策过程中，参与其中的只能是小部分政客及其幕僚，其政治的开放度和透明程度都备受公众质疑。因此智库虽然有影响的空间，但毕竟不是最终的政策制定者。而且印度的决策者卸任后可以很容易到智库就职，但普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却很难成为决策者。所以印度智库对安全和外交的影响力还是要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时间维度去理解，不能高估，也不能低估。

应摆脱西方视角看中国

印度虽然智库众多，但是良莠不齐。这些年，一些智库越来越多地获得国外基金，包括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资金，难免为其金主代言。由于英语是印度官方语言，智库精英不少在海外受过教育，与欧美国家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他们主要使用英文的信息来源，不仅熟悉西方的话语体系，而且能够运用西方人的角度和思维来表达，因此印度智库国际传播能力很强。不过，从历史和文化传统来说，印度毕竟不是西方国家，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战略文化。我们在和印度人及印度智库打交道的过程中，一方面得承认印度亲西方的现实，另外一方面在交往中遭遇的沟通困难和互信的缺失，与两国之间的交往和了解仍然太少有关。

笔者注意到，印度访华的智库人士，不论是零散的或以团队成行的，即使他们公开发表过对中国尖锐的言论立场，但能够有机会到中国来，都是非常高兴的。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访华是一个吸取新观点、见识新事物的机会，很多人因此对中国有了更加深入和清醒的评估。边界问题虽然是横亘在两国间的巨大障碍，但也要认识到中印关系这些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两国的交往日益频繁。不过，在印度，诚恳地去了解中国的意愿多数时候仍停留在表面，在中国亦然，彼此间的严重误读依然存在。在国际关系中对于一个国家的能力和意图的错误认知是危险的，也是安全困境的来源。

中国和印度都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并倾向于通过经济来衡量其内政，这种价值取向已成为双方关系成功与否的基础。但是边境上的对峙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贸关系上的危机让我们看到，两国间仅仅靠经贸支持的联系是不够的，也是脆弱的。双方的互动需要从以经贸为主导的互动，转向更全面的、以文化和文明为导向的互动，通过培育恒久的人文纽带，找到建立深层交流与互信的方案。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不可否认，印度智库在两国交往中，在舆论的引导上可以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而目前看来这种潜力还远远未发挥出来。在中国方面，对此进行一些互动方式和方法上的探索，帮助印度的智库研究人员培育更良好的研究中国的能力，使他们能够独立地、摆脱依赖西方文献的视角理解中国，应该是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作者是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