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三大危机下，美国社会更加保守

当下的新冠疫情、种族主义抗议示威、高失业率三大危机叠加，导致美国社会心态和世界观都更趋于保守化。

三大危机的发生有先后次序。首先是新冠疫情暴发，由此带来全国紧急状态和各州居家隔离令，全国除满足生活基本必需品以外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停摆，人们心情憋闷渴望释放。高失业率排第二，新冠疫情加剧了美国劳动者的失业率，失业人口很快就超过3000万人，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排起长龙，尤其是大量低收入家庭、中下阶层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温饱不是问题，但养家成了问题，生存遇到危机，重启经济的社会诉求不仅在保守主义的红州，在自由主义的蓝州也开始越来越多。警察暴力执法所引发的黑人抗议运动排第三，在上述社会心理加持下，变得愈演愈烈，并在诉求上越来越极端化。不过，示威抗议基本控制在安全范围，对大部分人影响不大，反而很可能激化一些白人对黑人的不满。在这些社会情绪的催化下，美国社会心态中固有的两极化更加突出，社会各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上的观念更加对立。

美国社会心态中的这种两极化历史悠久，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内战”的延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文化议题的两极化。自由主义的政治优势原本很多，既体现在教育、医保、社保、扶贫和平权等社会经济领域，也体现在就业、家庭稳定、严惩犯罪、尊重传统的地方关系和邻里关系等文化价值观领域，但由于自由主义并没有把它们跟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美国中下层白人的价值共识融合起来，反而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对少数的平权上，导致上述文化价值观议题自文化内战以来就成为保守主义者的武器。其次是社会经济议题的两极化。晚近五六十年来，保守主义者从自由主义者那里认识到：“所谓社会保守主义者，就是有一个女儿正在上高中的自由主义者。”俄亥俄州代顿小镇上47岁家庭主妇，这些“既不穷、也不黑、更不年轻”的人，才是手握美国未来的真正多数，并因此在犯罪率、禁毒、宗教、同性恋、家庭、堕胎、贫困、就业等社会经济议题上代表多数美国人。再次是政治议题的两极化。新政自由主义的大政府、监管资本、社会开支和福利制度观念曾经占据绝对优势，但高涨的犯罪率、严重的社会骚乱和公共权威的危机，让自由主义者陷入困境，保守主义者回潮。双方在政府与市场、政府规模、社会开支、减税政策、国防政策等政治议题上也互不相容。

进一步而言，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歧是贯穿历史的主线，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等“美国信念”，以及上帝选民论、美国例外论，都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个版本。无论哪个版本，30年前的苏东剧变冷战终结都是它们的高光时刻，也是多数美国人对美国精神和美国道路最有信心的时刻。“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正是因为抓住了30年前美国精神的时代特征。但是，2001年的“9·11”事件、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尤其是2020年美国成为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都让卡特时代的迷茫感、失落感、挫败感、不自豪感重新回到美国社会心态层面，并更加突出。最近盖普洛发布的民调结果，对美国“感到特别自豪”的受访者比例达到20年来最低点正是反映的这一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心态上的迷茫感、失落感、挫败感、不自豪感有可能转化为社会变革的渴望和动力。不过，严重的两极分化已经使得美国的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弹性。美国社会问题，尤其是“阶级分化问题的种族化”处理方式，已经变成一种结构化的铁笼，其内部弹性目前来看仍不足以推动形成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根本性重组。尽管特朗普政府意味着某种杰克逊民族主义或小罗斯福式平民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但特朗普本人却没有杰克逊、更没有小罗斯福那样的政治能力和政治威望，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分歧、分裂、分化仍然看不到缓和的可能。自由主义者更加寄希望于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保守主义者更加认为美国需要回归美国自身，放弃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幻想，目光向内，解决内在的社会问题，让美国复兴。美国马车的两个车轮依然行进在不同的方向上，都希望让美国按照自己的变革意愿前行。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据笔者近来在美国的观察，今天的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守主义内外政策仍然代表着多数美国人的利益和意志，这就意味着，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会让多数美国人在整体上更趋于保守化，两极分化越严重，社会心态总体上就越保守，内政如此，外交也如此。（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