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惠康：“滥诉”成中美关系的毒瘤，需尽快切除

我是国际律师的背景，再加上中国前外交官。所以，我在今天的发言中想关注美国的法律事务，尤其是在执法合作领域做一点探讨。

司法执法合作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程度上，它也是国家间双边关系的晴雨表。中美建交41年，双边司法执法合作从无到有，从个案合作到机制性合作，虽不时面临纷扰和困难，但总体上呈现出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

自1997年10月，两国元首决定设立“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oint Liaison Group on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简称 JLG）为标志，中美在打击走私、洗钱、非法移民、毒品犯罪、网络犯罪、反腐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执法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务实合作，取得了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积极成果，可以说平等互利的执法合作，成为同时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亮点。

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作为中美执法合作主渠道的JLG机制的运作遭受严重挫折甚至倒退，虽未被正式宣布终结，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中美司法、执法合作再次处于令人担忧的十字路口，迫切需要重新确定发展方向，并注入新的活力和希望。

记得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曾发生“湖广铁路债券案”，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第一起针对中国的滥诉案，如处理不当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严重危及刚刚正常化的中美关系。所幸，在中方严正交涉下，美国国务院和首席法律顾问分别向法院递交“宣誓证言”（affidavit）和“利益声明书”(statement of interests)，说明此案涉及美国利益和中美关系，中国享有不受美国法院管辖的主权豁免，支持中方要求撤销“缺席判决”和驳回起诉的动议。美国司法部还派政府律师出庭阐述立场，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此案历经8年三审以驳回原告请求终结，从而排除了影响中美关系的一大隐患。“湖广铁路债券案”之后，针对中国国家及其财产的滥诉案不时有所发生，对中美双边关系形成干扰，但最终都被美国法院裁定驳回。

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针对中国的滥诉闹剧再次在美国法院上演，总数已逾20起。除所谓的民间“集体诉讼”（class action）外, 还出现了以州名义提起的诉讼，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史无前例。此外，为摆脱美国现有法律的限制，一些共和党参、众议员还企图在国会推动修改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扩大主权豁免的例外，为诬告滥诉铺平道路。可以说，这是当前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毒瘤，中美关系因此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从法律上看，针对中国的这些“滥诉”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先例。20万亿美元的巨额索赔的诉求更是异想天开，纯属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无论在程序法还是实体法方面均站不住脚。根据国际法，主权国家不受他国的司法管辖，即使按照美国奉行的限制豁免主义，中国防控新冠疫情的政府行为也完全适用国家豁免原则，美国政府和法院有义务确保中国的主权豁免不受侵犯。

我们期待美方能够尽快切除滥诉这一中美关系中的毒瘤。但是，如果特朗普政府为一己私利，任由诬告滥诉肆意横行，如果共和民主两党在反华议题上沆瀣一气，执意修法扩大针对中国的主权豁免例外，如果个别法官标新立异，任性裁判，作出不利于中国的所谓“缺席判决”，不但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还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国家责任。毫无疑问，对于侵犯中国主权和权益的国际不法行为，中国具有对等反制的权利和能力。

希望美国有识之士能够理性超越大国竞争的旧思维，将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从悬崖边缘扳回到多边主义与合作共赢，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中美执法合作重新注入活力与希望，谢谢！（文章根据中国前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在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整理人：翟亚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