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仕胜：印度过激举动背后的行为逻辑

从民间层面的“抵制中国货”风潮到战略界人士有关“中国疫情责任论”“赔偿论”“隐瞒论”以及中印“经济切割论”的鼓噪，从政府部门频推与华经济脱钩举措到发布禁用我国手机应用软件公告，从军方在边境地区制造多点对峙到进行大规模军事集结，半年来，印度方面对华密集发难，将双边关系推入 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以来的最低谷。但与此同时，又看到印度政府也在保持着与中方的多渠道沟通，似乎也在展现化解当前危机的诚意。

那么，如何理解当前莫迪政府对华频频示强的背后逻辑呢？归总起来，不外乎四大动因。

首先，出于国内维稳的需求。

一方面，对华示强回应反对党压力。疫情防控问题早已是反对党指责莫迪政府的“口头禅”。 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反对党更是公开痛斥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印度第一大反对党——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更是不断反击莫迪总理对华“认怂”“服软”。另一方面，维持对华紧张氛围转移社会矛盾。莫迪第二任期以来，其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如宣布建立罗摩庙、推出统一民法典、修改公民身份法案等等，激化印度社会族群、教派、阶级矛盾与冲突，社会骚乱此起彼伏。新冠疫情的暴发使莫迪政府得以通过封城暂时抑制了社会的进一步动荡, 但封城举措又将数千万“日薪”族推进“病死”或“饿死”的两难困境。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封城造成印至少 5000 万人失业，而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则称，封城导致的4亿非正规部门从业人员因失业而“陷入深度贫困”。 民众怨声载道，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加勒万河谷冲突恰好给莫迪政府提供了转嫁危机、转移矛盾的稻草。通过制造对华军事对抗的紧张氛围，通过出台制华政策以及炒作怼华议题，莫迪政府在并不寻求对华战争相向的前提下，两害相权取其轻，通过对华示强，安抚国内政治反对派和民众情绪，以期最大限度地维持政治与社会稳定。

其次，出于“变道超车”的需求。

莫迪总理在 2014 年第一任期刚一开始，就誓言 2022 年要让印度制造业在 GDP中的占比由当时的 18%提升至25%，并为此推出一系列大胆的经改计划以及眼花缭乱的发展倡议，但效果不佳。制造业逐季度下滑，近两年制造业占比更是徘徊在 14%-15%的区间，为过去 50 年里最低。疫情导致的中国“断链”“断供”则又彻底暴露出印度制造业的脆弱性。特别是在莫迪政府非常看好的四大领域，即手机、纺织、电子和汽车零部件，因中国零部件的“断供”，几乎陷入停工待产状态。联合国3月初报告称，印度是受中国生产放缓影响最大的15个国家之一，“断链”“断供”触发莫迪政府恐慌，随即掀起一场“自力更生”运动。然而，莫迪政府很清楚，若按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惯性，这场“自力更生”运动很难成功，除非另辟蹊径，“变道超车”。

这有两条“蹊径”。一条“蹊径”是利用印国内已有的“国货”替代“中国造”。例如，印度政府拟对 300 余种“非必要低质产品进口”设置更高贸易壁垒和抬高进口关税。 这些“非必要低质产品”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已有替代品。再如，印方要求国有电信公司在将移动网络升级至 4G （注意不是 5G ）时排除华为和中兴产品，使用国产电信设备。相比硬件而言，印度在软件方面的“山寨”能力更强，如印视频互动应用Mitron 与中国的抖音在功能和用户界面上高度相似，目前在印下载量仅次于抖音。这次禁用中国手机软件将使此类“山寨”货成为直接受益者。由此可见，印度政府在“去中国化”时有着明显的选择性。莫迪政府尚不敢与中国“全面脱钩”，这是因为，印度不但有大量的产业领域高度依赖中国零部件和中间品供应，还有一些关键产业高度依赖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全面“去中国化”只会造成疫情背景下的更大经济困境，最终受损的只能是莫迪总理的“自力更生”运动。

另一条“蹊径” 是利用中美产业脱钩之机，吸引产业链向印度整体搬迁，一步到位地实现“制造业强国梦”。为此，总理莫迪已要求各邦做好吸引自中国移出的跨国企业赴印投资准备，印工业和内贸促进局则牵头组建跨部门联委会，研拟吸引外资相关政策。今年4 月份，印驻外使领馆还密切接触逾千家美企，提出将为有意迁出中国的制造商提供优惠。为此，印已初步划出约 46 万公顷的土地，专门承接那些从中国迁出的企业，重点聚焦电气、制药、医疗设备、电子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太阳能设备、食品加工、化学与纺织等行业。印度政府此次首先正式拿中国手机软件开刀，也是向美方表明决心。

然而，印美能否最终复制中美产业链，那是一个天大的问号，需要用时间以及莫迪更大的改革勇气与措施来印证。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印度国民使用“国货”替代早已用得非常顺手的“中国造”。这需要一个契机。加勒万河谷悲情刺激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狂热，乃至此前疫情催化的印度反华民意，都为印度政府此次敢于强制禁用中国软件、强制替代“中国货”培育了土壤。印度政府认为，他们只需稍加利用，即可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强制性的“替代”，至少短期内印度的“自力更生”运动即会取得进展。从此次禁用令竟然未经“中印两国投资法”所定法律程序来看，莫迪政府抓住当前所谓“契机”的心态极其迫切。

再次，出于主导地区的需求。                                                                                     

南亚乃至北印度洋区域一直被新德里视为禁脔。然而，自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1 世纪海上丝路建设”倡议以来，印对我战略疑惧与防范牵制明显增强。印度公开质疑“一带一路”战略意图，认为中国在印周边“谋棋布子”“海陆合围”，破坏印主导的南亚及北印度洋秩序，削弱印度的地区主导权，不尊重印度的大国地位与安全关切。然而，考虑到自身并不具备单独与中国抗衡实力，新德里不得不策略性迎合美遏华战略。这是印度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有较强认同感和接受度的重要原因。这就为美国战略拉拢印度提供了极大便利。而美国越是战略上拉拢印度，印度制华怼华的底气也就越足。实际上，近年来，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军事防务合作正在助力印军事现代化步伐，这也增强了印对华安全防范能力与信心。此次边境对峙与冲突期间，美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挺印度，借机渲染“中国威胁”。美方还主动表示将满足印方一切需求。 显然，美方的“力挺”也是印度此次对华频频示强的后盾。

最后，出于绝对安全的追求。

加勒万河谷冲突是莫迪政府在边境地区大肆推行“前进政策”和“切香肠”策略的必然结果。而莫迪政府推行“前进政策”又是印度战略界长期追求“绝对安全的边界”这一英殖民时代安全理念的具体实践。远至当年的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近至 2017 年的洞朗对峙以及不久前加勒万河谷发生的严重肢体冲突等等，都是印度追求“绝对安全的边界”这一安全理念作祟的结果。莫迪上台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西段构建“绝对安全的边界”，这也是近年两国边界对峙基本发生在西段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印度方面一直在竭力单方面改变边控现状。2019 年，印度对我实控线的越线活动多达 1581 起，其中 94%发生在西段边界。一旦我方强势回怼，边境对峙乃至冲突随即发生。 边境一出事，基本上就会对两国关系形成强力冲击。

同理，禁用中国软件、忙着与中国产业脱钩也是莫迪政府追求“绝对安全”理念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的折射。 抖音在印度长期居于谷歌商店同类下载榜第一，UC 浏览器在印市场占有率达 51%，甚至超越谷歌等西方巨头。印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顾问布拉马·切拉尼 （Brahma Chellaney）在推特中说：“作为国家的延伸，中国企业也因此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国家安全”是个“口袋罪”，此例一开，两国关系或将没完没了地遭受重击。

基于上述原因，中印关系迈入长波动期是大概率的事。面对这样的新常态，显然，中印关系需要“重构”。（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