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传颖：新冠疫情开启“数字外交”元年

新冠疫情使相当一部分国际交往不得不中断和停止，同时也促使人们通过新手段来继续推动和延续一些重要活动。世界卫生组织前段时间举行了史上首次视频大会，有人猜测9月的联合国大会可能将改在线上举行，6月30日新西兰宣布2021年APEC会议也将移师线上。有人认为，疫情将推动外交工作的数字化趋势加速，不但支持远程会议的技术将不断创新，未来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各种可能局势建设的演习模拟。也有人认为，鉴于外交的特殊性，以及网络安全等挑战，疫情过后外交工作还是会恢复到之前那种状态。

笔者认为，新冠疫情正在开启全球数字外交元年。第一，疫情过后，网络外交将作为常规外交的一种补充继续发挥作用。疫情期间，在线视频外交、视频峰会等形式已得到广泛运用，从早期应对疫情危机到目前对常规外交活动的替代，网络外交的形式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被接受。通过开展网络外交，各国可以节约大量外交预算，减少国际旅行，降低领导人消耗在外交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便于领导人间的沟通，并作为一种便捷的外交形式，促进更多的双边和多边交往。

第二，网络外交顺应外交和国际关系越来越公开化的趋势。近代以来，外交工作从早期的“密室外交”日益转向公开、透明化的新型外交，以适应和满足公众对于外交信息的需求。公共外交、对外宣传也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如此，社交媒体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更加平等、高效的外交平台，几乎所有外交机构都在国际及所在国的社交媒体上开设官方账号开展网络外交工作。

第三，网络新兴技术可以为越来越复杂的外交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法。大数据不仅在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早已被用来协助联合国等机构开展打击军火走私、贩毒、妇女拐卖等有组织犯罪。未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可以被用于外交形势研判，测试外交政策和战略决定。新兴技术应用的空间由此将越发广阔，从技术军事、国防向外交领域的转换也会非常便捷。

开展网络外交同样面临一些问题。

第一，国际社会需要建立网络外交规范。传统外交活动受到《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保护，而网络外交领域的规范目前还是一片空白，容易产生外交纠纷，比如使馆和外交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账号该怎样界定。由于缺乏明确网络外交规范，也很难鉴别正常外交信息发布和所谓“信息战”。

第二，社交媒体平台需要对网络外交产生的数据实施特殊保护，不应将这些账号的相关信息透露给第三方。随着网络外交活动越来越频繁，其产生的数据将会对各国的外交决策和国家安全产生很大影响。相关平台由谁掌握，代表谁的利益，哪些企业有资格参与到网络外交规则制定和活动中去，国际社会应当有相应规范，确保平台保证外交数据的安全，并且禁止向第三方分享。

网络外交在疫情之后不会退回原点，只是需要国际社会制定更多规范去促进其发展。在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的进程中，外交工作并不会掉队。（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