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希颖：“百年变局”日趋显性，对美“SayNo”风起云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2018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的极具前瞻性的论断，“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该论断的核心是“变”，本质上是希望重塑一个更加文明的世界秩序，完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机制。它的依据及内涵在今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两次重大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二战以来，全球所有国家面临同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考验，需要针对同一份“试卷”以实际抗疫成效来进行解答，并且成绩难以通过“舆论包装”来粉饰。在此之前，普通人对于各国国情的认知主要是受舆论影响，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国际舆论掌控力让“西方最优”，尤其是“美国最优”的观点深入人心。

在疫情应对问题上，全世界都看到了西方国家并没有给出“最优”解答，美国甚至还交上了“最差答卷”。饱受西方国家舆论非议的中国，反而在强大的工业生产，高效的组织协调，稳定的物资保障，充分的人员调动，无私的社会协作，坚定的为民服务等方方面面，都展现出了最为综合全面的“国家能力”。

除了个体国家“最优”印象被颠覆外，与传统军事安全紧密关联的联盟、协作和应急等现有国际治理及运转机制，在疫情冲击下基本处于实际停摆的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面对本次疫情，包括包括日本、韩国、意大利、法国、德国、捷克和加拿大等在内的美国盟友国家，第一时间并不是向美国寻求援助，而是选择中国作为它们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优先选项，它们对中国“防疫能力”的信任感明显远超美国。

不仅如此，美国盟友圈及欧盟内部甚至因为彼此无法提供实际上的援助及互相扣押关键医疗物资等情况，而产生了不小的嫌隙。当然，这些只是面上的表现，本质上是疫情应对过程中相关国家“真实的国家能力”无法适应防疫需求的体现。中国则不同，除了高效处理好国内疫情外，还主动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角色，第一时间共享疫情信息，主动全域防控，积极供给物资，全球派遣专家……

“没有这次疫情的对比，我们真的不知道中国这么好，中国制度是如此优秀”，不少网民感慨道。无论之前西方媒体主导下的舆论如何煽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幻想着“腐朽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会在疫情的冲击下土崩瓦解，最终的结果都证明了，这场疫情确实是“切尔诺贝利”，不过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世界的——“百年变局”的信号在越来越多的细节中日渐显性。

对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虽然“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只是一场美国国内的政治示威活动。但作为被认为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反种族歧视游行示威活动，当它选择将哥伦布、李将军、杰斐逊和华盛顿的雕像一个个推倒时，特朗普极力营造的美国社会繁荣稳定和谐的最后一点假象也就被彻底铲除了，无法弥合的社会撕裂终将见证美国的转向。和疫情一样，这场运动及其背后深藏的原因，不仅会对美国产生巨大影响，更折射了美式治理内忧外患的窘迫局面：

当民主党与共和党完全撕破脸皮，针锋相对，连“表面的和谐”都拒绝时；

当特朗普支持者可以因为政见不同，就充满仇恨的选择以邮寄炸弹给包括奥巴马、希拉里在内的一众民主党要员来排除异己时；

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记者会上，因被问及如何看待特朗普威胁对美国抗议者使用军事力量而足足沉默了21秒时；

当英法德澳等盟友国家的民众竟然都“携手”起来旗帜鲜明的反对“美国暴力”时……

从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国内社会到国际社会，当美国现行的治理机制被全方位“say no”且渐成风起云涌之势时，美式霸权的衰败已然进入了高速轨道。

面对当前这样的国际背景及国内外环境，面对疫情带来的国际秩序的加速转变，面对特朗普肆意挥霍美国最宝贵的“威信”（威望和信誉）的行为，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具备很多国际有利条件”。

以“港版国安法”的提出和推进为例，正如21日香港示威者在美国驻港领事馆门口高举“Black Lives Matter，Say No Together（黑人的命也是命，一起对美国暴力说不）”抗议时所说的那样，“美国根本管不好自己国内的事务…对内暴力治国…现在又把手伸到香港来了，这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在美国陷入国家动荡、社会撕裂及威信尽丧，且难有化解之法的时期，中国却在用最符合法治精神的办法推进香港问题的解决，顺势而为，灵活地调整和完善，中国便拥有了更大的空间。

简而言之，在核威慑的牵制下，中国能够顺势而为，依托和平渐进的方式，通过积极给出“中国范本”，对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进行完善，那么，人类历史上以和平方式推动新旧秩序更替及治理模式提升的空白，就一定能够被“中国模板”所填补。（作者是全国青联委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政治战略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