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西方大规模示威中，Z世代的复杂角色

最近，不少西方媒体关注到在这次由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所激发的西方国家持续示威中，“Z世代”所发挥的影响力。他们一直是示威活动的主力，始终积极参与，甚至很大程度上主导事态的进程。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文章认为，他们所形成的新的青年文化在这次疫情背景下的示威中形成了巨大作用。这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所谓“Z世代”，也类似中国常说的“95后”，是西方对于世代描述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从1995年到21世纪的最初十年出生的世代。他们有几个特点相当重要：

第一，他们是国人常说的“网生代”，也就是数字世代的第一代原住民。他们对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手机文化熟悉并善于运用，在此基础上形成其文化。而这种文化常常是“部落化”的。

第二，他们出生在西方经济发展较为顺畅的“冷战后”阶段，是在相对普遍富裕时代成长的，基本上多数天然属于中产群体，其消费力的影响不容小觑。并对其上几代人产生相当的影响，也更重视自我的感受和体验。

第三，他们的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更重视所谓的“灵活性”和个性，做各种选择都会更注重自我的满足。

近些年来，西方贫富差距加大，中产群体下层的经济地位下降，社会多重矛盾如移民和种族等也都浮现在很多Z世代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社会矛盾的多年积累，对于Z世代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随着这次疫情在西方的蔓延和持续，现在看来，Z世代其实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疫情也使得社会矛盾激化，而Z世代的灵活学习和工作选择往往是社会保险难以覆盖的，所以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在疫情下的停止或静止，让他们在生活上最先受到影响和损害。

年轻人对于社会不公的感受，更容易形成更激进社会行为的前提。这正是他们社会行动的新背景。这次种族问题的凸显，其实是多重社会问题的一个聚合点，这个点能直接形成大规模社会动员。从这个点上，西方Z世代年轻人也看到了自身不满能够释放的空间。

而Z世代的“网生代”特性，使得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得信息，获得对于世界的看法和认识，也倾向于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与自己想法类似的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形成更多的认同，也更容易受到网络上各种意见和价值选择的影响。因此，其社会观点往往由于这种相互影响而越发激进，而由于屏蔽和消除了和不同看法的人相互讨论，也更容易形成“极化”的形态。

很多网络上的社交媒体其实是高度“部落化”的，和所谓的“外人”，包括家中长辈等都没有兼容性。很多年长的人根本和年轻人的互联网文化是隔绝的，年轻人使用的社交媒体工具甚至都和一般社会熟悉的有所不同。他们所分享和重视的文化往往和社会上常见的形态有相当的差异。

这样的Z世代一旦形成其特有的政治和社会看法，根本就如“横空出世”。这些年来，如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等人的崛起，就是以激进的姿态契合了Z世代相当多的需求，而变得影响巨大。这种“圈子”的文化一旦释放其政治和社会的能量，外溢为社会行动，往往就会构成极大的社会冲击。

此外，这些社交媒体的“圈子”能够在社会行动之中，发挥独特的组织作用和传递重要信息的作用。在诸如示威游行等看起来自发的活动中，以社交媒体进行组织、形成声势，发挥其网络组织的特殊性已很常见。这种新的社会运动形态，其实正是Z世代所提供的。

同时，这些行动由于其具有青少年的冲动性特点，而缺少自制力，更容易出现暴力和逾越界限的活动。年轻人的精力旺盛，有西方媒体分析认为，他们在疫情前就是高失业率人群，对新冠疫情的影响感受相对不大，在社会停摆的状态下他们也没有其他的更多事情。这更能够令他们延续其街头行动。这也造成了这些街头行动一旦兴起，往往延绵不绝，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这些年轻人观念也相对简单，由于其激进，往往会做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他们有难言的愤怒和不满，但没有更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策略。他们往往有即兴的、发泄式的表现，却难有清晰的社会运动中，常见的更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动员诉求。因此热度虽高，但其诉求往往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他们的行为肯定会促成社会的变化，但最终会形成什么样的发展却极不清晰。

Z世代在这次西方大规模示威活动中的表现，凸显出“冷战后”的“网生代”年轻人已经在西方社会中发挥独特的影响。这个Z世代的特性及其对于整个世界发展产生的作用，值得我们更多的观察和思考。(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