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院两会笔谈】王曙光：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自主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是近一段时期全民热议话题，也是2020年两会的热点话题。大国崛起，在当今世界，不单是经济总量的赶超，也不是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的独占鳌头，而是科技力量的崛起。在中国提出的现代化战略中，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最根本的现代化。毫无疑问，今日中国正在处于一个迅猛崛起的时期，经济总量扩张很快，已经居于世界第二的位置，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所占的比重也已经开始一步步逼近20%，但中国还要在发展的质量方面下更大的功夫，要在发展的科技含量上更进一步，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被人尊重的经济强国，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近两年的国际局势之动荡，让我们明白了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制高点，乃是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科技强国和高端制造大国，才能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前中国科技水平和总体制造业水平大概可以用紧密追随（跟跑）、并行竞争（并跑）、超越领先（领跑）这三个阶段来概括，不同产业和科技领域所处的阶段有所不同。当前中国科技进步与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核心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和自主供给能力。我国科技和制造业的问题在于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较弱，核心零部件的自主供给能力较弱，因此即使在一些领域我国占有相当高的市场份额，但是却难以获得较高的市场收益，也难以获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往往被一些技术和制造能力较为发达的国家卡脖子，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我们未来科技进步的核心使命，就是要提高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中国在核心零部件和核心基础原材料方面的自主供给能力，这是中国由一个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由低端制造业大国向高端制造业大国、由科学技术大国向科学技术强国转变的重要标志。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经济运行机制创新、国家民主法治制度建设等体制方面进行深刻的转型，需要从国家到企业进行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创新与努力。

我们要在自主技术创新方面建立一种新型的举国体制。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通过举国体制，实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制造业由无到有的划时代进步，为我国的工业化和科技赶超奠定了基础。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完善，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必须转型，要构建适应于市场经济条件的“新型举国体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大区别在于，计划经济下技术创新注重产品的创新，通过举国体制，最大限度调动所有资源（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和物质资源），最终实现产品研发的成功，这个产品是物质形态的，不太强调其在市场中的交换价值。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注重的是生产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比较优势从而能够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的商品，因此其注重的是价值层面，而不是物质层面。计划经济体制下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计算是在一种非市场的条件下进行的，较少涉及市场盈利能力的压力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因而产品层面的创新在举国体制下往往容易成功。但是，如果这种举国体制下生产出来的技术产品一旦进入一个开放的竞争的市场，则其成本收益计算必须基于市场竞争和要素的稀缺性，不能够再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无偿地或低成本地调拨各种要素，此时举国体制下创造出来的新技术产品就面临着极为残酷的市场竞争，这种竞争往往使计划体制下的新技术产品由于成本太过高昂而根本无法在市场上生存。这就注定了我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可能完全照搬计划经济下的举国体制，此时消费者和生产商注重的是商品的价值，而不再是单纯的作为物质形态的产品本身。今天我们面临的全球环境已经是一个开放体系，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科学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已经处于一个极端开放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环境之中，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在一个封闭的、对外不交往的体系中进行自主创新，而必须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背景底下进行科技创新和科技交往。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每一个产业政策都要有全球视角。我们的每一个企业的科技进步战略的实施都要有国际眼光，要从全球要素配置的角度去衡量自己的收益和成本。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其前提是要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需要，要考虑全球要素配置，要考虑全球在技术交易和产业贸易上的游戏规则。

同时，今天的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和要素配置机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机制已经基本成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动力机制。传统的举国体制中不顾微观效率而致力于宏观效率的情况就失去了外部的支撑条件，那些在市场机制中不能体现任何竞争优势的技术创新、产品和行业，都会被市场淘汰，难以实现其价值。这就迫使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工业产业发展都必须在一种全新的市场竞争下得到检验，既要发挥国家在科技进步与高端制造业中的积极作用，又要将科技进步和高端制造业发展建立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并彻底接受市场检验的基础之上。

因此，今天的举国体制必须转型。在市场化和开放条件下的举国体制，必须注重市场机制建设，注重技术交易和知识产权保护，注重搭建不同主体间的基于市场机制的合作平台，因此也必须及时转换国家支持工业化的方式，使政府真正在基于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提高企业的技术进步动力，降低企业的技术进步风险。

新型举国体制下，我们要以更新的体制和机制来促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对于高端制造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多次提到要掌握核心技术，指出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015年2月16日习近平在视察中科院西安光机所时说：“我们的科技创新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差距，当年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取得巨大成就。现在国力增强了，我们仍要继续自力更生，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我们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比较重视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正确的选择，但是对于自主技术的开发和创新，却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忽视，这方面也有教训。最近十几年以来，我国在自主技术创新方面又开始奋起直追，在很多技术方面开始领先世界。

当然，技术创新的背后是制度创新，尤其是国家治理制度的创新。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之所以比较旺盛，主要源于其体制机制的创新。没有制度作为后盾，技术创新是难以实现的。我们要致力于构建创新发展的新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从而极大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体制机制改革的红利释放得越多，创新型国家就越有保障，整个国家的创新文化就能够逐渐建立起来。

作者简介：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已出版经济学著作《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中国论衡》《中国农村》《中国方略》《问道乡野》《天下农本》《金融伦理学》《农村金融学》等二十余部，并出版《燕园拾尘》《燕园困学》《燕园读人》《燕园论艺》及《老子心诠》《论语心归》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