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院两会笔谈】张然：有效提振民间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疫情是一场极限测试，中国赢得了第一波胜利，这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胜利。疫情也是一副催化剂，加速了改革创新的节奏，让以往的困难变得更加困难、让高质量发展更富高质量价值。政府最有力量、民企最有办法，后疫情时期，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迫切需要“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

一、疫情期间凸显了新经济时代的三个市场特征

流动性加快。流动性加速了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新经济时代，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促进了信息流动、人的流动和资本流动，而“流动性加快导致了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并由此引发了政治和文化的遽变。”流动性加快倒逼要素市场的成熟和开放，数字技术和人力资本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这也对市场主体提出了更高的效率要求，激发创新潜力和市场活力，有赖于企业家人力资本和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结构性变革。新经济时代，区域结构、分配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市场结构等方面都在发生巨大变革。疫情期间，正是得益于数字经济双边市场网络结构以及强大的物流配送体系，才实现了隔离期间的基本消费需求保障。后疫情的结构调整期，在推动消费回升、解决就业问题、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实现有韧性的增长，最有韧性的民营经济理应成为富有活力的新动能。

系统性协同。新经济时代，物理世界和网络世界走向融合、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链接、时间约束和空间约束正在减弱，全场景全时间全链条的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无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还是在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推进农牧业“第六产业”模式等方面，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协同能力在现代化经济体系里从来都是甚为宝贵的市场资源。

二、相信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家的力量

根据1978-2016年的数据，构建民间投资、政府投资、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的模型，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从中可见：

扩大就业方面，民间投资比政府投资的作用更大。劳动力与民间投资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劳动力增加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又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当前，民营经济已经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劳动力增加能够促动政府投资，增加的劳动力大部分由民营经济吸纳，政府投资对劳动力影响不大。

经济增长方面，民间投资比政府投资的贡献更大。民间投资弹性明显大于政府投资弹性，民间投资结构和效率的提升对促进消费扩大升级、推进供给侧改革、稳定经济增长有着重大意义。政府的有效投资见效周期长，有滞后效应，长期看对经济稳定更具导向作用。民间投资见效快、效率高、机制零活，2016年以来虽然持续下滑，但只要保持信心，加快市场化进程和结构性调整，民间投资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挤入挤出效应方面，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影响不大。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工程的政府投资由政府调控，受民间投资和市场的影响较小，对民间投资存在部分的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但不存在累积挤出效应。

“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作为一种高层次的人力资本，企业家能够跨市场、跨时间、跨要素的发现和创造不均衡，高效率、高质量、高标准的发现和创造新动能。后疫情时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和国内局势，深化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从根本的体制机制上给予民企和民营企业家更大的信任和激励。

三、民间投资持续下滑、投资结构明显不均衡

民间投资持续下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一直处于快速发展态势，2016年以前，民间投资长期保持10%以上的增速，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2015年达到了64.2%的高峰值。但2016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出现断崖式下滑，既投资增速下滑、总投资所占比重下滑，增速从2012的24.8%降到2019年的4.7%，占比从2012年的61.4%降到2019年的56.4%。受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速为-18.8%，比政府投资（-12.8%）低6个百分点，这无疑是宏观经济运行中需要高度关注的动向。

民间投资分布不均衡。一是地区分布不均衡，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东部地区民间投资总量远超中西部地区，但东部地区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果不如西部。二是产业分布不均衡，在体制性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领域，民间投资已逐步替代政府投资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农业），但在科技创新和金融保险等领域的投资比重依然较低。营商环境以及体制性的市场准入门槛对民间投资始终不够友好。

内源性为主的民间投资来源。目前，民间资本主要来源于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较少。我国金融市场配置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金融资源绝大部分被国有经济部门占有，民间投资来源结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

民间投资的短期行为明显。这不利于企业创新和长效发展，容易产生“投资过热”和“投资饥饿”，既对民营企业自身的发展不利，也更容易加剧投资波动。供给侧改革不仅是做减法，更强调做创新的加法，而创新尤其是基础性创新，要耐得住坐“冷板凳”，民间资本受限于资金来源和不稳定的预期，往往“耐不住寂寞、耐不住诱惑。”

四、保护企业家精神、促进有效投资

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民营经济最需要的不是刺激，而是公平待遇，或者说一视同仁就是对民企最大的激励。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和政策支持，清理废除与企业性质挂钩的不合理规定”，“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为了解决民营经济“钱哪来、往哪投、想发展、能创新”的问题，国家已经出台了一揽子的减税降费、多层次资本市场、降息降准、纾困基金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但真实渗透性还不高。一是因为政策具有时滞性，二是各类政策之间的协同性也有待提升，三是以政府部门落实政策去解决市场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效率问题。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根本上还是有赖于深化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改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企业征信维度需要拓宽和击穿，而且对企业的守信激励不充足不全面，失信惩戒机制也不健全不适当。在“三去一降一补”、民企创新能力不足以及疫情影响等多重因素叠加下，企业和企业家的信用建设危机被放大。失信固然是企业自身发展造成的问题，但不可否认，民间投资与政策调整频率和营商环境优劣密切相关，不能在信用体系建设滞后时，把企业和企业家逼到绝境。企业家的核心职能就是创新，创新总是与风险相伴，信息大流动已经降低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的社会损失，特殊时期，应考虑给予失信的中小微企业3到5年宽恕期，让企业有机会自救并总结失败经验，再次创新出发。

强有力措施保护企业家精神。在营商环境中，企业家地位还大多保留在名义上，实际行动中依然严重缺乏认可尊重和保护企业的行动举措。因企业性质不同，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不平等待遇差距依然很大，社会文化里“官本位”让位于“商本位”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演进的过程。这些双轨制问题增大了经济活动交易成本，也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枪炮与病菌”一直都是改变人类命运走向的重要推手，历史大事件一定会带来历史大变化，在这场历史大变化里，企业家和民营经济无疑是历经考验也亟待开发的最有效的市场主体，保护好企业家精神，就是保护了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作者简介：

*张然，*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行为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企业经济学、能源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