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院两会笔谈】杜丽群：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转型期的诚信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讨论，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加强失信惩戒”，这是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后再次对诚信建设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与部署。从这两次提法之间的关系来看，我国现阶段诚信建设的任务已经从“制度化”转变为建立“长效机制”，而长效机制的内涵就是要求各种制度之间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体关系，这一机制同时要求有效性与持续性的保障，而且还要有不断革新、不断进步的动力。“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提出，既是针对目前存在的各种诚信问题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对已有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针对未来发展态势所提出的新要求，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提高治理能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就在“两会”召开之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下称“意见”)，在第五部分“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中指出“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新型监管机制。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建立政府部门信用信息向市场主体有序开放机制”。从《意见》对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再次强调到《政府工作报告》对社会治理能力的明确要求，充分说明了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以及未来各种不确定性，社会治理创新和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构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社会治理的核心是通过政府和公民合作来对公共生活进行管理。这种合作管理关系的基础是政府和公民之间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但是近些年我国失信现象普遍，不管是各类社会组织还是公民个人，都在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出现了失信行为。这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缺乏普遍的信任感，市场信用秩序混乱，市场交易成本升高，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增多，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效果。因此，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相关法规中，社会诚信体系是这样界定的：以法律、行政法规、契约以及标准为依据，以建立健全涵盖全体社会成员的信用记录和信用基础设施的网络为基础，以信用服务体系和信用信息符合规范的应用为支撑，以树立诚实信用的理念、弘扬诚信的美德作为内在要求，以激励守信行为和约束失信行为为奖惩机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水平和诚信意识。诚信体系主要包括社会信用体系，但不仅仅指社会成员的信用，还包括诚信意识、诚信道德等内容。只有提高了诚信体系建设的力度，才能提升整体社会治理的水平。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诚信社会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作为一种摩擦成本，不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运作效率。从宏阔的视野看，今天的中国，早已从熟人社会进入到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告别了传统的“涟漪”式差序格局，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诸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更顺畅地流通。在这一切变化的背后，隐含着一个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的社会基础，这就是诚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高度的诚信水准都可以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事实上，诚信是比法律成本更低的一种维系交易秩序的机制。没有信任作奠基，国家经济发展的运行成本就会很高，同时也很难持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设诚信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而紧要。

从分配的角度来看，共同富裕与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是我国构造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根本目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特征。2020年注定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当下，我国一方面要统筹推进新冠疫情的严防严控，另一方面要抓紧复工复产、稳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方面，收入分配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而我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出现了失衡状况，现行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结果不利于构建社会义和谐社会；另一方面，和谐社会需要政府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政府能取信于民,公民以诚信为本。因此，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比较不平等指标的测算方法，客观分析当前我国收入不平等水平及其成因，并测算不同收入层次上的基尼系数，从初次分配/再分配，收入和财富等多个维度对我国的不平等水平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收集各个城市及农村试点在于脱贫攻坚方面取得的成就，分析诚信建设对于共同富裕这一分配目标的拉动效用，从理论上探讨经济增长过程中诚信建设与收入分配动态演化和相互影响机制。

结合当前科技的最新变化，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信息变革对世界和我国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传统金融行业个人信用评分模型的数据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是金融属性的信息，如个人的历史支付记录、债务记录、消费记录等。在国内，中国人民银行在《个人信用基础数据库》中将个人信用信息指标体系划分为基本信息、信用交易信息、公共信息、特别信息和其他等五个大类。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更多维度的信息可以用来为信用评分服务，如个人的电子商务数据、社交网络数据、搜索行为数据、通信行为数据等。在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方式和社会治理体制的背景下，我国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构建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降低交易成本是控制政府治理成本的关键，而大数据不仅可以为政府和公民提供大量直接、有效的数据信息,而且能够减少政府治理中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因此，我们要将大数据与社会治理创新深度融合，打造大数据新动能，持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作者简介：

*杜丽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副主任，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外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流派、西方投资理论史、信用理论与政策、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