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院两会笔谈】张延、王琪：人民的希望——随机对照实验，用于脱贫攻坚、教育解困

在新冠疫情中，曾被寄予厚望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拼音谐拼：人民的希望），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临床随机双盲试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随机对照实验不仅可以在自然科学——医学领域，客观地评价“神药”、“特效药”的效果，挽救生命健康；也可以在社会科学——经济学领域，评价一项政策的效果，提高经济效率、减少浪费。如何用随机对照实验方法，来脱贫减困，精准扶贫，不仅是贫困人民的希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最初源于医药学中用于检测某种疗法或药物效果的控制性临床实验。

尽管早期的对照实验通过一些方法控制了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部分客观因素，以尽量提取由不同干预造成的结果差异，但并未强调实验对象需随机分组，这极大地削弱了观测结果的可靠性。直至20世纪前叶，罗纳德·费希尔（Ronald Fisher,1925）在进行农业和生物进化领域的实验研究时，为避免选择性偏误引入了随机化原则，并基于统计理论规范了科学实验的设计方法，由此形成了更为严格的控制实验法——随机对照实验。科学的实验设计使得观测结果被更为广泛接受，也推动了随机实验方法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包括医学、药学、农学、生物学等，并逐渐渗透至社会科学的研究中。

20世纪80年代之前，实证经济学主要依赖回溯性观测（调查）数据进行估计和预测，这在评估政策影响时遇到了诸多限制（Duflo,2006）。政策评估中推测因果关系面临的基础难题是由于在任一给定的时间点，个体只能处于参与或未参与该项目其中的一种事实状态，而缺乏与之相对应的反事实结果，例如难以得知参与了某一项目的个体如果未参与该项目将如何表现，这导致研究者无法通过比较事实结果与反事实结果来直接评估在特定时间某一项目对个体的影响。一个解决方法是对比受项目影响的群体与由相似个体组成的不受该项目影响的群组，估计项目对一组个体的平均影响，而要使得结果避免选择性偏误等风险，需首先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体随机分配至实验组和对照组，并严格控制可能影响结果的其他因素。至此，在其他学科实验室中发展了两百多年的随机对照实验的思想被引入社会实验，并逐步发展为实验对象在日常环境中做出选择的实地实验。大量的实地实验提供了丰富的观测数据和政策支撑，实验内容涉及收入税、健康保险、福利改革、教育等众多问题。

虽然随机对照实验具有随机性、对照性等诸多优势，其在实地实验中的应用仍会面临很多复杂的统计问题，不同于实验室中高度可控的环境，在真实生活背景中实施的社会实验通常更难以控制和捕捉差异。例如，个体可能拒绝参加实验或中途退出实验，其影响需在实验设计及实验结果中加以考虑（Duflo & Kremer, 2003）。与其他领域的随机对照实验的另一个关键性区别是，在实地实验中，干预结果反映的是个体的选择，即经济领域的实验者所探究的因果关系是通过人的行为建立的，因此要理解某一特定干预的影响结果，需理解产生这一结果的个体决策（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2019）。例如，随机对照实验在医学中被广泛应用于探究疟疾、腹泻等致命疾病的治疗方法，但在相关医疗知识非常丰富的今天，仍有大量的低收入国家的儿童死于这些可以很容易避免的疾病。这导致研究者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些儿童没有受到并不昂贵的预防或治疗，如何以有效的方式克服相关医疗服务不可得的障碍以降低低收入国家儿童死亡率，这些涉及个体行为的问题无法由医学实验回答。因此，以克雷默等（Miguel& Kremer, 2004; Kremer & Miguel, 2007; Kremer, Leino, Miguel &Zwane, 2011）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通过一系列特定的随机对照实验给出了答案。

克雷默在现实世界中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学实验，内容涉及教育、健康、理解贫困人口的行为偏误等。实验由真正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做出关乎自身利益的决定，因此可以观测到更直接、更贴近现实的行为结果，大规模样本的复杂性也使得研究者可以理解个体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这在减贫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寻找教育减贫的有效措施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宏观经济研究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在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常用教育程度近似代表人力资本。在考虑了人力资本的作用而进行增长核算时，重要的一步是衡量人力资本回报率，实证工作中常用明瑟收入函数（Mincer earnings function）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代替。但这一方法面临三个问题（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2019）：首先，教育水平在不同部门间的差异是个体选择的结果，这导致基于截面数据来估计教育回报率通常是有偏的。其次，回报是根据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但就人力资本获取而言，回报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上并不相等。最后，这一方法对政策改进的作用非常微弱。90年代中期，克雷默及其合作者（Vermeersch &Kremer, 2005; Kremer, Moulin & Namunyu, 2003; Angrist, Bettinger, Bloom,King & Kremer, 2002）发起了发展经济学的变革，通过随机化的实地实验探讨了与教育相关的更为精准细微的问题，也正由于教育对于个体实现收入突破、国家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作用，克雷默等人在现实环境中评估了多种促进贫困地区适龄儿童接受教育的措施。

二、脱贫攻坚、教育解困 —— 如何提高入学率？

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以尽可能低的项目成本实现提高入学率的目标。很多贫穷国家的适龄儿童因为要工作挣钱而不去上学，或者由于无法支付学费而辍学，因此提高入学率最简单的方式是降低上学成本。舒尔茨（Schultz, 2004）发现基于孩子是否上学向家庭提供现金补贴可显著提高入学率，但这一方法的筛选条件过于表面，在实践中常常难以保证严格将补贴发放给上学家庭，需要探讨其他可有效提高入学率的办法。

1、提供免费早餐。

学校向学生提供免费食物可以保证这一福利仅提供给在学者，克雷默等（Vermeersch & Kremer, 2005）与一个非洲的非政府组织ICS（International Christelijk SteunfondsAfrica）合作在肯尼亚发起了这一研究项目，他们在肯尼亚选取了50个幼儿园并随机选取其中的25个作为实验组提供免费早餐，另外25个幼儿园作为对照组。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入学率比未提供免费早餐的对照组高30%，测试分数比对照组高0.4个标准差。

2、降低学习成本。

在很多国家，教育对家庭来说有很多私人成本，包括交学费以及购买校服、教材等，通常这对贫困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为探究入学率对教育成本的敏感度，克雷默及其合作者（Kremer, Moulin & Namunyu, 2003）选取了14个肯尼亚的学校，随机选取其中一半提供校服、教材及教室建设费用以减轻家庭负担，另外一半不接受处理作为对照组，研究结果发现，这一项目使得实验组学校辍学率有显著下降。另外，这一教育成本的下降也使得附近学校的学生转学至实验组学校，导致其班级规模增加了50%。这表明学生和家长愿意放弃较小的班级规模来换取免费的校服、教材和教室建设。研究者进一步发现，同时减免额外费用和增加班级规模对学生成绩基本没有影响。这一实验指出肯尼亚政府应该放弃部分为减小班级规模所做的努力而增加对教材、教室建设等教育成本的资金支持，这一政府预算的重新配置可以大大减少家长的教育花费并提高参学率。

降低学习成本的另一个直接方式是向学生提供金融支持，克雷默等（Angrist, Bettinger, Bloom, King & Kremer, 2002）在哥伦比亚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实地实验，向随机抽取的私立学校的小学生提供可部分覆盖其中学成本的票券，若取得了满意的成绩则票券可持续提供，通过比较获得票券和未获得票券的学生可以发现，有票券激励的学生出勤率和成绩均有所提高，而且出去工作、早婚或同居的概率更低。

3、保障儿童健康。

健康问题也是影响入学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肠道蠕虫在学龄儿童间感染率很高，克雷默等（Miguel& Kremer, 2004）评估了一个基于学校提供驱虫药的项目对参学率的影响，75个学校以随机的顺序逐步加入该项目，研究结果发现，参与项目的学校旷课率比对照组学校旷课率低25%。另外，由于减少了疾病的传播，这一项目还有正外溢效应，考虑到这一影响，该项目将实验组中每人的受教育年限增加了0.15年。

在过去的20年，克雷默在发展中国家实施了大量的有关教育问题的随机对照实验，得到了丰富的实证结果：在低收入国家，学生对教育成本很敏感，减少自付费用、提供优异学生奖学金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都可以促使贫困学生接受更高教育，解决儿童健康问题也可以经济高效地增加入学率。但是，如何改善学生在学校的表现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随机对照实验表明增加相同的教学输入（例如购买更多的教科书或提供配套挂图）对提升学生成绩的作用很小，减小班级规模、向教师提供基于教学成绩的奖励也收效甚微。相比之下，如克雷默等（Kremer, 2003; Kremer, Brannen & Glennerster, 2013）所述，对教师激励措施和问责制的改革（例如在当地聘用短期合同的教师）以及将教学与学生的学习水平相匹配的教学改革在促进学习方面是非常有效的。

三、随机对照实验的结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减贫的政策措施

克雷默的实验研究方法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政策和项目。其设计的提高入学率、教育改革、改善学生健康等项目给了政策设计者以启发，并提供了小范围内实验效果的精准评估。他的研究成果可与各地区具体背景结合，丰富改革者可选择的有效政策集合，促使其优化机制设计，合理配置资源。

克雷默的实地实验不仅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找出有效的扶贫政策，还可以帮其避免将资源浪费在无用的项目上。例如，此前世界银行曾将对肯尼亚的部分贷款用在了课本提供项目，但克雷默等（Glewwe, Kremer & Moulin, 2009）的实验指出，以提高学生成绩为目标增加教材提供或者其他投入效果均不显著，因此世界银行可以将资金转向对扶贫更有效果的项目；再比如，肯尼亚的学校曾采取分班的方式试图改善学生学习效果，但克雷默等（Duflo,Dupas & Kremer, 2015）的实验发现，单纯减小班级规模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实地实验可以指导政策制定者更合理地运用有限的资源，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严格而系统的实验评估具有很强的外部有效性，了解某项项目有效或无效的收益不仅局限于实施该项目的国家或组织，还可以为其他正在寻找可行社会政策或援助计划的政府、非政府合作组织等机构提供指导。基于实验结果，已证明成功的项目可以在国内扩大规模甚至被其他国家和地区采用，而失败的项目可以被放弃。确定项目是否有效也可以帮助国际机构消除关于援助效果的质疑，促使其为落后地区的发展提供长期支持。

总之，克雷默将实验与发展问题相结合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减贫实践的发展。自从在肯尼亚实施的一系列关于教育的实验开始，克雷默将宏伟的发展计划拆解为具体可实施的政策目标，然后进行现实干预，评估不同措施的成本有效程度，丰富了减贫措施的可选择范围和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的认知，提高了我们减轻贫困问题的能力，也激励了大量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

在着眼于现实问题的同时，克雷默开创性的实验方法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工具，后续研究者可以此为基础研究更为广泛的问题，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为发展政策提供经验支持的繁荣阶段。这一方法也成为经验研究的一个可依赖的武器，弥补了非实验实证方法的不足，并将实验经济学发展至空前的高度。

此外，克雷默将经济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以理论为指导探究解决发展难题的思路，并以实践中的证据反过来启发经济学者重新思考理论。他所发展的实地实验重构了实证研究与理论检验之间的联系。此前的实证研究常是非实验的回溯性研究，即基于收集既成事实下的过往数据，评估恰巧已实行的项目，理论被用来支撑所检验假设的合理性。克雷默则反过来由理论出发寻找现实中可提供检验的证据，通过实地实验提供了一种预期性评估方式，将待检验的假设置于重要位置，通过灵活的实验设计加以验证。

因此，克雷默可以由理论框架决定施行何种实验，随机对照实验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大大提高了实证工作者检验和质疑理论的能力，增加了严格系统地评估政策效果的客观科学方法。

作者简介：

*张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生导师。主要从事微观经济理论与实践、宏观经济理论、政策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独立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并出版学术专、译著十余部。留校至今获教学科研奖多项，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课题。

王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16级西方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收入分配、公平认知和行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