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飞：香港《基本法》教育应该专业化

今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30周年，根据香港善德基金会发布有关学校《基本法》教育的调查指出，三至四成幼儿园、中小学课堂没有教授《基本法》;近两成半校长或教师认为，教育局为教师提供的《基本法》教育专业发展课程不足，并建议教师要通过相关考核，才可入职或晋升。

以往香港《基本法》教育长期采用不定期展览，嘉宾讲座，组织《基本法》知识竞赛等 “嘉年华”式、碎片化宣传方式。《基本法》教育没有纳入到学校正规教育中去，与教师的正常教学活动也不发生关系，不需要通过学习研究《基本法》的条文案例来授课。

虽然目前涉港国安法的法律细节尚未出台，但在特区要推动《基本法》及未来写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涉港国安法教育，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共识。毕竟执法是除患于已然，而推广教育才是防患于未然。一个健康而稳定的社会局面，当然是防患于未然最好。

实际上，过去部分学校未在课堂上教授《基本法》，也未必一定是不想教，而是不懂教、不敢教。法学本身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科，从基础概念到法学思维，从法律条文到司法案例，不仅有大量有别于日常用语的专业术语，同时又是直接规范日常生活的具体行为，是融合抽象学理和现实规范的学问。什么行为是分裂国家？怎样才算是颠覆？与外国机构正常接触来往和接受外国政治组织干预的分野在哪里？常常在新闻中听到的执法机构、检控和审判三者，有何不同分工？甚至经常提到的大陆法和普通法，对涉港国安法执法又有什么影响？诸如此类，涉及非常专业的知识，绝对不可能把这些当成“常识”，然后在学校课堂或公众教育中望文生义、随意解读。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的老师少有在大学阶段学习法学专业，教授非专业的法律知识，对他们来说有专业上的焦虑，如果出现因望文生义而误读的情况，也担心会不会因此背上法律责任。

因此，笔者对推广《基本法》教育的期望可以用一个词来加以概括：专业化。只有专业化的教育，才能真正准确无误地推广，才能真正有效地消除不必要的疑虑。

那什么叫做专业化呢？至少包括两个方面：法律的专业化和教育的专业化。

过去香港教育改革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错误理解“常识”的含义，硬是把许多涉及专业科学知识的教学内容，当成无需系统而有条理的学习，更美其名曰常识、通识云云。这不仅使得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与教变得非常碎片化，而且培养出一种好像无需认真对待、无须系统学习的轻慢态度，最后变成不懂，却自以为懂。其他学科知识倒也罢了，但如果连法学都这样，尤其对《基本法》、涉港国安法教育一样抱持这种态度的话，就连对合法与违法边界的理解都模糊了，那等于变相制造混乱，更加让人无所措其手足。一言以蔽之，专业的法学必须专业教授，不能假所谓校本之名义，而行外行之教学。

再看教育专业化。要在基础教育阶段有效地推动《基本法》教育，除了需要有法学专家予以指导之外，同时需要有教育专家尤其是课程专家参与其中，与法学专家共同合作，把安全法所涉及的专业法学知识、概念和理论等内容，转化为适合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能够理解掌握的课程内容和教学语言，保持法学之专业但内容深入浅出，这才有利于在学校进行真正适切的《基本法》教育。

因此，特区政府未来应成立专责的教育规划工作部门，成员包括法律专业人士和教育专业工作者，共同研发课程、教材、教学法和各类教学资源，编制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应该掌握和能够掌握的《宪法》《基本法》的学习素养，既不能在低年级讲授过深的内容，也不能在高年级仍流于所谓的趣味问答。在这些课程框架的基础上，再规划所应具的教学时数、是否纳入现有的八大学习领域和相关的师资培训等等后续工作。

在《基本法》和涉港国安法教育的基础上，未来香港还需要将整体国家观念融入到教师操守与学生意识当中去。过去香港教育更多强调对传统“文化中国”的敬仰和认同，对当代中国采取回避态度。即便所谓“中间派”都抱持此理，那些不认同“一国”的人更是不愿提，不愿做，或者只挑阴暗面，不能从国家发展趋势的角度来看待基本国情。笔者认为，未来香港国家观念教育的底线是培养学生对当代中国最起码的尊重。试想，如果教师能够轻易煽动学生猛烈批判中国，“一国两制”也很难在青少年心中扎下根。况且，极端“反对派”已经由过去所谓“反共不反华”发展到对传统中国也持蔑视态度。近年来所谓“蝗虫论”“支那论”正是冲着我们的民族文化而来的。

香港历史教育之所以出了问题，很重要一点是把世界史中的中国史部分看作与己无关的冷冰冰知识，教师教学的传与授是疏离的，缺乏感情教育与培养认同。香港学校组织学生到内地参考考察，很大一部分行程以历史为主。今后应该增加香港学生对当代国情的认识教育，不仅要参观博物馆，还要参观大学、工厂、研究所，让学生了解当代中国人是如何奋斗的，使他们对中国发展有更多切身认识。

在近年来香港分离主义势力张牙舞爪的大环境下，教育界面临比回归以前更重大的责任，不能再零敲碎打，要更加专业、全面。(作者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