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无需跟随欧美“放水”刺激经济

全国两会公布了今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总体方针，指导思想是落实以民生和就业为导向的“六保”政策，不搞大规模刺激。中央政府新增的1万亿元国债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要直达市县，直接用到“六保”上面。地方政府专项债增加了1.6万亿元人民币，用于满足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但也需警惕地方借机再次大举筹借商业性债务。在货币政策方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精准滴灌，资金要直达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政府工作报告之所以没有为全年设定经济增长目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防止重演过去十余年间地方政府商业债务反复上升的循环。

与西方国家动辄数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相比，我国政府在疫后经济恢复方面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显得相当克制。这样的克制是否具备坚实的基础呢？从经济基本面来看，回答是肯定的。

一是疫情发生之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长恢复的快车道，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不足以改变这个态势。

二是我国已基本走出疫情，疫后经济恢复相当稳健。一季度受疫情影响，GDP负增长6.8%，但4月份负增长收窄。消费是一季度下降最多的指标，但在5月份迎来反转，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尚有差距，但基本上填平了一季度的急剧下降。PMI已连续两个月超荣枯线，PPI负增长率收窄，说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6月份的情形预计会比5月份更好，二季度的GDP总量有望与去年同期持平。总体而言，我国经济已经显露出V型反转的端倪。只要下半年疫情不出现大规模反弹，全年实现经济正增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三是保民生、保就业措施本身就对经济恢复具有刺激作用。此次经济下行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下降，保民生和就业是最对症下药的措施，既可救助受疫情影响的民众，又能提升全社会消费，为企业提供有效需求。目前，企业面临的最急迫问题是缺少订单、开工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流动性对它们的帮助不大，而基础设施投资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无法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有效需求。以消费券和现金补贴的方式提高民众的收入，诱导民众增加消费支出，是提升全社会有效需求最为直接的办法。

欧美国家的大规模货币放水后患无穷。从理论上讲，央行发出的货币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上的逆操作（即卖出央行手中的各类债券）进行回收，但在现实中，央行几乎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缩表，因为缩表会减少流动性，而市场已经习惯于在宽松的环境下运行，会极力反对缩表。今年美国股市大跌之后，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总计为市场提供了高达6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而它自己也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次扩表1万多亿美元。

这么多的货币都到哪里去了？其一是支持美国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流动性增加降低了利率，降低了美国政府发债的成本。国债以未来税收作为抵押物，向来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资产，因而总能在市场上找到买家。

其二是进入美国的股市和公司债市，维持整个金融体系的虚假繁荣。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政府都想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华尔街的投资者对制造业没有兴趣，而更乐于把资金投入高回报的金融投机领域。

其三是满足其他国家资金的避险需求。由于美国金融市场非常深厚，当世界经济进入动荡期时，外部资金总在第一时间流向美国，此时就需要更多美元满足这些资金的兑换需求。

短期内，泛滥的美元产生两个效果。在国际上，美国薅全世界羊毛，用其他国家的储蓄增加本国人的消费；在国内，华尔街对美国的财富和收入进行大规模的隐性逆向再分配，让那些资产持有者更加富裕，而没有资产的穷人变得相对更加贫穷。华尔街的繁荣是无根基的虚假繁荣。美国股市的暴跌虽然有油价下跌的因素在里面，但根本性动因来自市场的自我矫正过程。美联储的救市措施中断了这个过程，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可能造成更大的股市泡沫。

在长期，泛滥的美元不仅增加美国政府对民众的负债，而且增加美国对全世界的负债。美国民众人均负担的联邦政府债务已经超过7万美元，而且还在增加，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欠外国人或外国政府的。“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国现在还可以发更多的美元来冲销债务，但总有一天这个游戏会无法玩下去，到那时，美国就必须用实实在在的资产来还债。

由此反观我国，就更能看清楚我国政府采取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通过保民生和保就业的措施提高消费需求，是疫情之后恢复经济的最佳方法；我国没有必要跟随欧美国家采取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作者是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