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深入理解“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中央最近多次强调，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扩大内需又作了具体部署。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表明政府宏观调控重点已从供给侧转到了需求侧。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并不矛盾，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

扩大内需应坚持重点从供给侧发力

一国经济要稳增长，总供求必须保持平衡，这是常识。问题是总供求如何平衡？200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对此有争议。19世纪初，萨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原理，说市场经济不会有普遍生产过剩，供求平衡的重点在“供给侧”。然而不幸的是，上世纪30年代西方出现经济大萧条，生产普遍过剩，失业率平均达25%以上。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萨伊定律不攻自破。

也是时势造英雄。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由此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其中有三个重要观点：总供给与总需求不能自动平衡；普遍失业是由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引起；扩大就业需国家用扩张财政政策重点刺激投资。显然，凯恩斯供求平衡的重点，从萨伊的“供给侧”转到了“需求侧”。

客观地讲，《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应对大萧条曾起过一定积极作用，而且一度被奉为西方国家的“国策”。可惜好景不长，到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却纷纷陷入了“滞胀”。墙倒众人推。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宣称：要对“凯恩斯革命”进行“再革命”；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断言：政府刺激投资对稳定经济无效；供给学派强调：政府调控经济应从需求管理重新回到供给管理。

凯恩斯理论失灵，一个重要原因是仅仅关注总量平衡而忽视了结构平衡。事实上，供求平衡同时也要求结构平衡。这一点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做过分析。在分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时，他将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再生产与消费资料再生产两大部类，明确提出要实现“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两个平衡。其中“价值补偿”是总量平衡；“实物补偿”则是结构平衡。

马克思还分析指出，总量平衡并不能保证结构平衡，而结构失衡必然导致总量失衡，所以他认为供求平衡的重点是在供给侧。在他看来，供给本身就是对具有一定价值的一定产品的需求。近年来，中央立足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要用改革的办法从供给侧调结构，并通过不断改进和提升供给扩大内需。

中外大量事实表明，改进和提升供给不仅可以更好满足需求，而且可以引导需求、创造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供给与需求相辅相成，改进和提升供给也是扩内需。那么，怎样从供给侧扩内需？总体讲应坚持以下三大原则：

其一，用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当年凯恩斯主张重点扩投资需求，理由是投资有“乘数效应”。可就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的1936年，哈罗德出版了《商业周期》一书，证明消费对投资也有放大效应。这样说来，重点扩投资的理由并不成立。事实上，从需求链看，投资只是中间需求，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如果消费不足，扩投资无异于饮鸩止渴，反而会加剧过剩。欧美国家的“滞胀”是前车之鉴，所以我们要坚持用消费牵引投资，避免重蹈覆辙。

其二，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一方面，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另一方面，扩投资也要有主次之分。今天产业分工十分发达，但不论分工有多发达，皆可将产业分为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比如，采矿业是钢铁业的上游产业，钢铁业则是采矿业的下游产业；钢铁业是制造业的上游产业，制造业则是钢铁业的下游产业。而产业链的最终端，是消费品产业。由此推，扩投资的重点就应该是在消费品产业。因为产业链条越长，投资乘数越高。在整个产业链中消费品产业处于最末端，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当然最大。

其三，用进口带动出口。早在200年前李嘉图就论证过，各个国家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实现共赢，但前提是贸易要自由。可目前的局面是，西方贸易壁垒森严，特别是受这次疫情的影响，贸易摩擦有可能会升级。要打破这个僵局，可考虑用进口带动出口。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出口，目的是带动进口，若不进口，则代表着对国际分工收益的放弃。这样看，我们应实施积极进口政策。当前全球资源产品价格大幅下跌，扩大进口无疑可降低国内生产成本，提升出口竞争力。

提振消费的内在机理与政策安排

根据上述分析，从供给侧扩内需要坚持用消费带动投资，那么消费靠什么带动呢？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经济学家大多认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即消费要由收入决定。说消费由收入决定应该没错，现实中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沿海地区居民收入高过西部居民收入，前者消费明显高于后者的消费；今天人们收入高于改革开放前，而消费水平也普遍高于改革开放前。

可是马歇尔之后，经济学家的看法有了改变。美国经济学家费雪1930年出版《利息理论》，开篇就说“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何为“一连串事件”？他解释是指一连串消费活动。比如某人拥有10万元，若用7万元购买了消费品，这7万元便是他的收入；余下3万元，是他的资产（如储蓄、股票等）。显然，费雪将收入分成了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收入等于消费；广义收入则大于消费。

另一位学者是凯恩斯。凯恩斯虽也认同消费函数，但他认为消费不会随收入同比例增长。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为了论证一个国家为何出现消费不足，他提出了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意思是：随着人们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但消费增加却赶不上收入增加，这样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消费倾向）会下降。

在消费信贷产生之前，凯恩斯的分析也是成立的。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消费信贷在欧美悄然兴起，于是“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受到了挑战。比如，有人本来用自己的钱买不起房，可有了消费信贷后，便可通过银行贷款购买住房。人类进入21世纪，消费信贷风靡全球，这就意味着人们的消费已不完全受收入约束，它可以超过自己的收入。

果真如此么？对此有两位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假说”作了否定的回答。一是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此假说指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消费与收入会有不同的安排：年轻时消费会大于收入，有负债；中年时收入会大于消费，有储蓄；老年时，消费会大于收入，用储蓄弥补缺口。前后算总账，一个人一生的消费，最终仍取决于他一生的收入。这样看，消费并未超过收入。

二是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此假说认为，人的收入分为现期收入与持久收入，而决定消费的是持久收入（三年以上相对固定的收入）而非现期收入。一个人现期收入不高若持久收入高，他完全可以通过消费信贷来扩大自己的消费。

以上两个假说角度不同，讲的却是同一个道理：从短期看，一个人的消费有可能大于收入；但从长期看，消费最终还是由收入决定。这在一定意义上算是挽救了消费函数。不过尽管如此，却仍解释不了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照弗里德曼的假说，消费者按持久收入消费，银行按客户的持久收入贷款，请问怎会出现次贷危机呢？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得先提出两个推论：其一，假若有消费信贷安排，一个人的消费水平由持久收入决定；否则，消费仅由现期收入决定。其二，在存在消费信贷的条件下，一个人的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持久收入，同时也决定于信贷杠杆率。第一个推论好理解，消费信贷可将未来收入折现为当期收入。第二个推论复杂些，可以用下面的例子解释：假定某人有100万元希望购房，而银行不提供购房贷款，此时他只能购买100万的房产；若假定有消费信贷，比如银行可提供50%的贷款，他用100万便可购买200万的房产，杠杆率是2倍；而银行若提供90%的贷款，他用100万便可购买1000万的房产，杠杆率是10倍。从这些意义上说，当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说到底是杠杆率过高惹的祸。

回到操作层面,对提振消费有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消费由收入决定，提振消费须优先稳就业。只有就业稳，消费者收入才能稳。第二，消费不仅决定于现期收入，同时也决定于持久收入，提振消费要有消费信贷的配合，不过杠杆率要控制适度，防止出现债务风险。第三，财政支出应重点保基本民生和基层工资。结合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近期也可为贫困户适量发放消费券。

扩大投资的三种方法及其选择

从供给侧发力扩投资，总的原则是要坚持用消费带动投资；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若具体到操作层面，扩投资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投资所需的资金如何筹措？若不解决资金筹措问题，扩投资便是无源之水，只能画饼充饥。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扩投资的筹资方法有哪些？在这些方法中又应该怎样选择？

从理论上讲，扩投资的方法主要有三：一是发债；二是加税；三是减税。关于发债与加税，历史上曾发生过一场大争论。19世纪初，拿破仑挥师南北、横扫欧洲，为了共同对抗法国，英国组建了第四次反法联盟。为筹措军费，当时英国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焦点在于，军费是通过加税筹措还是发债筹措？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一派力主发债；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加税。

李嘉图的理由是，发行公债与加税的区别，仅在于公债要偿付利息。假若政府不选择加税，企业虽然当年不必多缴税，但政府就得多发国债；而政府多发国债最终要靠征税偿还，企业日后就得多缴税。于是李嘉图得出结论说：今天政府发行的国债，其实就等于明天企业需缴纳的税。这就是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定理”。

若仅就加税与发债比较，李嘉图的分析是对的。不过李嘉图也有一个疏漏：那就是无论发债还是加税，皆势必挤占企业投资。反过来，若政府少发债而选择减税，也可增加投资,而且是增加企业投资。可见，减税也是扩投资的一种方法。说得更明确些，发债是从需求侧增加政府投资；减税是从供给侧增加企业投资。在发债与减税间如何取舍，实际就是对扩政府投资与扩企业投资进行选择。

事实上，以上三种筹资方法，美国曾在不同时期都采用过。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推行新政，主要是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上世纪80年代里根入主白宫后，则主要是采取减税措施刺激私人投资；美国次贷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却推出了1.5万亿美元的加税计划。现在回头看，长期发国债扩投资，后果是“滞胀”。而加税则无异于杀鸡取卵，对此当年美国众议院预算委主席保罗·莱恩说得明白，政府税率越高，最终获取的税收就会越少；对企业收税越多，获得的就业机会就会越少。

由此看来，只有减税才是扩大就业上选之策。而且我国的经验也证明，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政府与其加税，倒不如发债。加税不仅会抑制企业投资，还会减少居民消费；而发债至少短期内不会影响居民消费。

但需要指出的是，若在发债与减税之间选择，则应选择重点减税。虽然短期内发债比加税更可取，但长期看却会挤出企业投资。由于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预算约束不同，后者投资的效果通常要好过前者。也正因如此，扩投资的主要办法是减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进一步分析，减税其实也有两种选择：全面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前者是供给学派的主张，美国在里根时代推行的就是全面减税。可从里根减税试验看，全面减税虽扩大了民间投资，但同时也加剧了结构性矛盾。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也启动了减税，为了兼顾扩投资与调结构，采取的主要是结构性减税。从去年起我国制造业增值税率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从10%降至9%；生活性服务业保持6%税率不变。结构性减税相对全面减税，显然棋高一着。

三点结论

总结全文，我们可得到下面三点结论：

第一，落实“六稳”“六保”，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能把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应重点从供给侧发力扩内需，总的原则是用消费带动投资、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用进口带动出口。

第二，消费由收入决定，扩大消费必须优先稳就业。由于消费也同时决定于持久收入，故提振消费要有消费信贷的配合，但应防止信贷杠杆率过高导致债务风险。财政支出应重点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基层工资。

第三，扩大投资有三种方法：加税、发债、减税。从稳就业与投资效果衡量，加税不如发债；发债不如减税。而就全面减税与结构性减税来说，结构性减税兼顾扩投资与调结构，一石二鸟，可成为我国未来稳增长的主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