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东：美国鼓动“脱钩”，我们努力“挂钩”

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却没有改变美国推进科技战的企图。华盛顿进一步加大筹码，以极端举措突破国际基本行为准则。面对美国这场以政治力量干预高科技产业公平竞争的战争，我们一定要区分理由与实质、现象与本质、表面与深层、内在与外在，看清技术演进的规律、产业竞争的本质，才能做出正确判断，提出有效对策。

美国发动这场科技战的本质目的是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所谓“脱钩”只是美国的手段，遏制才是其根本目标。为了维护科技霸权，即便是盟友，美国也会照打不误，只不过说法、理由和手段会略有不同。

放眼整个高科技产业，真正的核心生态其实不多。主要包括已经垄断近半个世纪，由微软与英特尔构成的传统IT生态，由谷歌、苹果和高通等构成的智能手机生态系统，以及正在崛起的亚马逊和微软领军的云计算生态。通信设备市场还不构成广泛的产业生态，但是因为深入基础设施，在5G时代开始凸显战略价值。上述几大生态，覆盖基础层、设备层和应用层，构成了全球高科技基本的权力格局和利益结构，也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基石之一。一旦撼动这些生态，利益坍塌近在眼前，美国整体的霸权基础也将面临动摇。尽管我们在核心技术方面还存在许多落差，在产业生态方面更是差距明显。但是反过来看，这些软肋也正是我们即将发力和突破的地方。

以人类发展和服务全球为己任的高科技发展，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和进程。中国高科技的崛起是其中的一部分。技术发展基本每十年一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我们基本处于引进和模仿阶段。20世纪初开始追随，具备一定的自主能力。20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开始崛起，在个别领域形成一定的突破。那么，第三个十年就将是相持阶段，这是美国一些人口中所谓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遏制成功，中国未来就很难超越美国。本来，美国应该通过加快自身创新步伐，通过公平竞争来赢得比赛。或者即便中国科技崛起，中美双方依然可以通过优势互补构建新的利益共同体。然而，华盛顿却选择了一条背弃道义、以政治手段打压商业企业、通过选择性“脱钩”和产业链部分转移来维护霸权的道路。其目的是要谋求损失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因此，美国未来准备把科技战打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其采取的各种举措究竟是达到一定程度的“去中国化”效果，还是适得其反，加快“去美国化”进程。如果最终效果是后者，美国就不得不放弃科技战，而重新考虑合作共赢。

因此，在一定阶段内，中美科技领域局部性、阶段性的“脱钩”难以避免。但这场科技战的最终结果并不简单取决于两国单打独斗的胜负，而是看彼此谁的凝聚力和外部性更强大。

首先，价值观是这场较量的制高点。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已经开始丢弃其长期秉承的价值观，开放、全球化、公平竞争和创新，就是这些价值观的核心体现。美国的行为在不断破坏这些价值观，而我们应该进一步维护和高举这些推动人类高科技进程的灵魂旗帜。

其次，最终利益是根本。尽管美国各种招数频出，但利益考量始终是其决策的根本。我们也需要有清晰的利益权衡意识，瞄准美国的利益算盘，使得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失效。这需要做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提升我们战略层面量化和精准化的水平。

最后，发展是硬道理，进一步做大、做强自己，才是最好的策略。必须认识到，目前美国遏制我们的手段，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其具备明显优势的核心技术和产业链。但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直被美国绝对垄断的产业生态，是否会形成“去美国化”趋势。

综合多方因素，我们应该采取积极防御战略。不盲目扩大反制，但要有力度，要精准。整体上我们要越走越开放，比拼上下游，比拼朋友圈。

所谓的“钩”，就是利益。在中国企业越来越具备竞争力的领域，以及一般性的大众市场，要进一步“挂钩”，采取更大力度的开放举措，深化利益纽带，最大程度争取包括美国在内全球产业界的支持。同时，在我们的短板领域、党政军和安全敏感领域，可以通过安全审查制度，严格准入，作为反制美国打压的主要手段。长期来说，对等准入将是与美国博弈的主要原则。

真正的主战场在产业生态。除了智能终端产业生态要加快发展，中国还可以启动传统IT生态的重构战略，加大对国产芯片的支持强度，启动IT生态替代的正循环效应。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坚定实施安全可控路线，积极启动IT生态替换。3-5年内在国内形成一定的产业生态，5-10年内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态，推动全球范围的产业变革。而在很多技术新兴市场，我们还需要更加开放，通过中外企业的公平竞争，进一步激活竞争活力和创新能力。另外，既然是产业生态竞争，必然是全球范围的力量博弈。必须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实现全球化，形成梯队效应。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被美国的出招所牵制，需要跳出对方的议程设置，化被动为主动。比如，可以大力度出台新的人才战略，通过减税政策，以企业和高校为主力，吸引更多海外人才。加大教育与基础研究投入，为全球科技领域提供更多的基础投入，更多的原创性核心技术，更多的公共产品，积累更多的全球声誉，争取更大范围的认同。我们必须走出以往过于注重短期利益导向的重商主义思维，站在历史视野和全球格局之上，超越利益取向，重新思考我们的目标、使命和价值观。

不管如何波折，全球上网人数、网络带宽、跨境数据等衡量自下而上全球化进程的指标，依然在高歌猛进，市场、技术与人类互联不可抗拒的力量，是我们信心的基础，也是胜利的保障。最终，我们还是要以战止战，促进中美在科技领域形成新的合作机制，为人类发展而共同努力。(作者是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