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飞：香港争议考题，请公开三大资料

今年的香港新高中文凭试历史科中，有一道考题问考生是否同意“1900-1945年间，日本对中国利大于弊”。如此命题，引起全港甚至举国哗然。

关于这条试题，作为香港的一名教育工作者，笔者有两点看法：首先，从命题技术来讲，这是一道完全不专业的试题。一般人未必意识到，考试命题其实是一门技术活，稍有不慎，不但对考生的知识水平无法作有效的评核，更严重的是会误导考生，继而持续影响以后的考生和教学。

表面上看，既然问考生是否同意，在形式上属于开放性试题，即没有固定的立场答案，考生可以自行选择立场和论述，言之成理即可(这是香港高考常见的评卷要求)。但问题是，在20世纪上半段，日本对华关系的主旋律就是侵略!任何其他对华的友好行为，都不足以抵消这个国家行为的主调。换句话说，侵略之实已是史学界、国际法和社会大众的共识，并无任何可以讨论的余地。把一个毫无争议的主题，假扮成一条可争议的开放性题目，就等于变相设局引考生错答。更何况现在公布的情况是，居然有38%的考生选择支持“利大于弊”的立场来作答，请问选择这个立场的考生有可能拿到高分吗？如果不可能拿高分，只有反对才能高分，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开放性题目，这是欺骗考生;但如果能够拿到高分，那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了。

其次，从历史教育的价值判断来说，这里所谓的“利弊比较”题目，其实模糊了道德是非的价值判断。所谓人命关天，数以千万计军民死伤于日本的侵略之下，这需要做非常严肃的道德批判，也需要在历史教育中引导和教授学生作出非常严肃的道德批判。

历史教育，绝不仅仅是史料知识的灌输，绝不仅仅是分析技巧的训练，更要包含是非对错观念的培养，更要引导学生懂得对重大历史事件作恰当的道德评判，更要培养学生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生命有最起码的尊重和爱护。历史教育，既属智育，更是德育，也含情感教育。对侵略战争的批判，对人命伤亡的顾念，此等大是大非，又岂能以利弊论之。

在此，笔者有两项呼吁：

第一，公开三大资料。仅仅取消这条考试题目，是远远不足以殷鉴往后的。在此，恳请考评局公开三项资料：

一是这道题目原定的评卷参考，也就是一般所指的标准答案，让大众可以了解，到底如何设定“利大于弊”可以高分的答案。

二是这道题目的真实考生作答样本。香港的考试阅卷，除了依据评卷参考之外，一般会在全面改卷之前，先随机抽样少量考生的答卷，让评卷员们先行评改，确定从最高分到普通分数，再到低分数的样本标准，然后把评卷参考和这些作答样本，一并发给所有评卷员，开始全面评改试卷。因此，这种作答样本的重要性，不亚于评卷参考。

三是这条题目不是一个出题员可以独断的，而是经过草拟出题、审题程序和最后校对等专业程序。那么请公开出题和审题过程中的相关会议记录，可以抹去相关人员的姓名，但必须让大众有机会去审视，到底这道题目是如何酝酿出来的。

做到这三条，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能真正检讨错误。

第二，重新重视价值教育。原本在新高中课程改革的初心中，价值教育与知识传授、思考能力的培养是同等重要的。正如在香港的课堂教学常规中，在教案的教学目标设计中，肯定包含三大项目：知识概念、能力和价值教育，可是在十几年教改实践下，越发变成重视能力，尤其是所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漠视价值教育，诸如历史、通识等人文类学科，这种重“智”轻德的倾向，演变为大量所谓的开放性试题。

不是说反对开放性试题，而是不要用一种对错本明了的伪开放式试题设计，最后造成了是非不必分、对错无所谓的道德相对主义，甚至是道德虚无主义的教育后果。恳请教育部门和考务机构，从课程到教学，再到考试，重新重视对学生的价值教育!(作者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