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新时代华夏幸福助力区域价值提升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把都市圈推向了经济恢复的主力军地位。今年全国两会，有关都市圈的热议再次引发了市场的关注，也由此引发了公众对都市圈更多的期待。
5月22日晚，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后五到十年，中国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
在刘世锦看来，疫情对中国经济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并没有伤及基本面。都市圈和城市群在消费空间、投资空间等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结构性潜能。
随着政策的不断出台，都市圈扩容不断提速，中国已进入都市圈时代。而疫情的到来正在加速这一进程。
得都市圈者得未来。通过长期的观察与研究，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判断，都市圈已成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未来都市圈发展的竞争力将取决于核心城市的创新高度、都市圈的网络联系强度和都市圈的政策协同力度。
都市圈释放结构性潜能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过去40多年的中国城镇化无疑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随着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的提出，城镇化“遍地开花”的模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
更富成效的都市圈化成为下一阶段战略目标实现的压舱石。从京津冀都市圈到成渝都市圈，从长三角到珠三角，都市圈、城市群扩容“拆墙”的政策频出，一体化、组团发展的意图更加清晰、更加强烈。
随着大城市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城市功能向外围扩展和蔓延的趋势日益显著，显现出 “都市圈化”特征。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杰认为，过去城市化强调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而近两年则更强调都市圈。“因为人们终于发现都市圈的投资、消费效率好于中小城市的发展模式，投资效益最高的是都市圈，消费倍增效应也在都市圈”。
有机构通过研究显示，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可以修复经济，更是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刘世锦表示，“投到都市圈，出错的概率不大”。
刘世锦建言，短期经济政策要集中于“恢复”“救助”“避险”，着眼点要从刺激政策转向释放经济结构性潜能，加快建设都市圈是一个必然选项。
不动产结构性机会凸显
在宏观经济层面，都市圈的价值不言而喻，具体到中观产业层面，对不动产市场而言，都市圈带来的结构性机会依然十分显著。
从过去十年不动产市场表现来看，全国市场增长了6倍，都市圈市场增加7.5倍，其中都市圈的外溢市场增加了10倍，可以看到，都市圈以及都市圈的外溢市场增速明显高于全国。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对9个核心都市圈的研究发现，都市圈不动产市场的平均增幅是非都市圈的两倍。不动产市场分化为非都市圈市场和都市圈市场，都市圈将重新定义中国不动产市场。
在顾强看来，这与人口流向有直接的关系，“过去十年新增城镇人口的65%进入核心都市圈，未来十年这种趋势仍然会持续，而且都市圈的人口 ‘质量红利’将进一步凸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也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了都市圈主导的时代。以数据为例，2003年到2018年15年的时间里，新增人口92%都是在都市圈，只有7.8%在非都市圈。
而在都市圈的产业空间层面，也出现“三二一”的逆序化分布。高端的服务企业总部是分布在核心区，先进制造厂房在外侧的高新区或经济开发区，零部件生产可能是由更远的城市提供。这一变化也将对住宅之外的新型不动产市场产生直接影响。
华夏幸福的都市圈实践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都市圈成功与否更多地将取决去外圈层，而非内圈层。如何有效地把人口、产业有序疏导到外圈层将是实现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
而在现实中，我国都市圈仍然存在中心城市一枝独秀，而都市圈外圈层县域落后贫困的巨大落差 。
作为都市圈建设的实践者与创新者，华夏幸福创新产业新城模式，即开发性PPP，在都市圈外圈层全面打造产业新城，从而创建了一个成熟而又有巨大潜力的区域开发组织模式。
从2002年开始，华夏幸福在京津冀都市圈的固安县创新探索产业新城模式，与政府紧密合作，并形成“自我造血、激励相容、增量取酬”的开发性PPP机制，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如今，固安产业新城形成了新型显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三大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并打造出了优美的城市环境和高品质的生活配套。目前，基于固安产业新城的成功实践，产业新城开发性PPP模式已在全国复制，并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全国15个核心都市圈布局了70余座产业新城。未来，华夏幸福的产业新城业务将通过区域规划、建设、招商、运营，帮助政府提升区域的资源、资产和城市价值，实现“区域价值最大化”。
锚定核心都市圈，华夏幸福已经从“中国领先的产业新城运营商”嬗变为“中国领先的核心都市圈——不动产投资开发及运营管理平台”。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王守清教授表示，随着都市圈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都市群将成为未来20年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这无疑将给华夏幸福带来更多大展宏图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