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蓓：新冠疫苗全球分配制度亟待建立

在世界卫生组织不久前宣布拉美成为全球新冠疫情的新“震中”后，病毒在巴西、秘鲁和智利的传播仍在加速。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泛美卫生组织负责人艾蒂安26日表示，该组织一直在监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大流行。目前，巴西是南美洲疫情中最令人担忧的国家。在过去几次重大疫情中，南美洲最后都是依靠相应的疫苗才结束疫情的。这一次，该地区也必须依靠疫苗吗？

拉美疫情令人忧心

巴西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一贯表现算得上出色。巴西宪法明确规定，健康是所有人的权利，提供健康服务是政府的义务。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从1997年开始，巴西就向国内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并且在国际层面上率先迈出了打破专利权的步伐。另外，在寨卡病毒暴发被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后，巴西政府也是立刻全面动员，紧急开展灭蚊行动，而且还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

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巴西的防控成效却着实令人失望。2月25日，该国报告了第一例确诊病例，仅仅3个月后，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41万多，居世界第二，死亡人数超过2.5万。而且，巴西死亡病例有15%发生在50岁以下的人口中，是发达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10倍之多，这也意味着病毒对其社会经济产生的冲击要严重得多。

目前看来，疫情在巴西依然继续蔓延，并逐渐从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向内陆卫生体系更加薄弱的小城市扩散。除了联邦政府层面缺乏有力领导之外，巴西在抗击疫情方面还面临一系列现实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在拉美各国还有着一定的共性。比如，巴西有大约13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居住环境拥挤、卫生设施缺乏，甚至连清洁用水也无法保证;生活在亚马孙雨林中的土著居民一旦感染病毒，及时获取医疗服务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低的，甚至有一些社会组织警告称这将导致“种族灭绝”。拉美地区的疫情将何去何从，着实令人忧心。

有了疫苗之后怎么办？

很显然，如果疫情持续发展下去，巴西——以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最终只能依靠疫苗或者特效药物帮助重启经济、恢复民生。但巴西领导人若像最初应对疫情那样继续押注美国，只怕到头来会再一次竹篮打水。虽然目前中美两国在疫苗研发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与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将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予以共享的表态不同，“美国优先”以及药企巨头对利润的追逐将阻碍华盛顿向发展中国家公平地提供疫苗。

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对疫苗研发和生产的问题极为重视，甚至采取了多头下注的策略，目的只有一个——当有可用疫苗时首先保证对美国的供给。到目前为止，美国分别向强生公司、莫德纳生物技术公司、赛诺菲、阿斯利康等多家研发机构提供了资助。除了赛诺菲表示因此将给予美国优先预购权之外，阿斯利康也同意向美提供3亿剂疫苗，约占该企业全部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

另外，一旦疫苗正式上市，很可能将为这些生产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例如，强生公司宣布将“在非营利性的基础上”投放首批10亿剂疫苗，即便根据其首席科学家估计的10美元/支的售价来测算，强生也至少将获得超过百亿的销售收入。此外，疫苗冷链储藏和运输投放也会产生大量费用。因此，首批疫苗投放完之后会如何定价，该公司尚未表态。美国政府一直是本国大型药企利益的维护者，也一直以政府不能干预私营企业做出决定为理由，拒绝免费共享疫苗或特效药，这次依然看不出有任何改弦更张的迹象。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巴西有能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寻求以可负担、可持续的方式获取疫苗或者其他有效的治疗药物。

第一是依靠市场竞争。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巴西与中国、印度一样，本身都是制药大国，拥有很强的疫苗生产能力，如果进入国际市场，将极大降低其市场价格。考虑到中国在疫苗问题上的立场，金砖国家之间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将有巨大的空间。

第二是依靠国际规则的制定。以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协调一致，援引人权与人道主义价值，揭露了美国力挺的药品专利权对健康权利的侵犯，并在2001年成功通过《多哈宣言》订立“强制许可”与“平行进口”条款，提升了药物可及性——此役也一举确立了巴西在卫生外交领域的国际声望。

可以想见，一旦新冠肺炎疫苗问世，国际需求将非常可观。市场逻辑的弊端不言而喻，而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GAVI)传统上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确立捐助标准的做法恐怕也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因而，在各国期待安全有效的疫苗问世同时，新的分配规则也亟待建立——尤其是在疫苗刚刚问世、尚未大规模量产之时。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捐赠计划和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机构的统一全球采购、分配机制，将是最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包括巴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团结起来，积极地推动这一议程，以挽救更多生命和最大限度切断病毒传播链条、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为指导原则，确定疫苗的国际分配与接种的具体策略。(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金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