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一带一路”面临新挑战和新机遇

毋庸讳言，疫情对“一带一路”带来不小冲击，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疫情加重世界经济衰退是“一带一路”项目进度放慢和部分停顿的直接原因。疫情导致的隔离和航空运输锐减，大批援外工程技术和劳务人员难以返回施工项目和园区企业。部分产业链供应链中断，沿线产业园区订单减少、开工不足。

美国在这次疫情中遭到重创，对中国在地缘政治经济中的任何进展都高度警惕，对“一带一路”的抵制力度也有所加强。美国国会最近立法，要对接受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和贷款的国家停止美国官方援助资金项目。这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恶劣影响，可能迫使一些国家为了保留美国官方援助而放弃部分“一带一路”项目。即使盟国要和“一带一路”有所合作，也会受到美国的威胁和打压。

原计划中国与欧盟在2020年将举行的一系列峰会和高层外交往来受疫情影响推迟或取消。本来准备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和“一带一路”第三方合作暂时停滞。如果欧洲疫情短期内难以完全控制，则“17+1”的阻力会加大，已经达成的项目也难以及时启动。

在西方大国的挑唆之下，少数发展中国家把疫情“中国责任论”和“债务陷阱论”结合，出现履约和还贷困难情况。个别国家领导人宣布取消接受中国贷款的协定，有的国家政府声称将中国投资项目收归国有。这类情况可能还有蔓延的势头，它不仅破坏当前“一带一路”的舆论环境，而且对“一带一路”长期发展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由于国际资金来源萎缩，国际经济组织与亚投行、金砖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的合作与融资能力均有所下降。这将影响今后2-3年“一带一路”新项目上马，也影响我国金融机构与国际经济组织合作态势。

疫情带来的各国政局动荡逐步显现，有些国家的政权更迭对“一带一路”项目造成不确定性。在西方媒体影响下，民粹主义的排华反华浪潮与“一带一路”项目下马风潮结合，某些项目的缺失被当地政客利用成为司法争端的口实。

总之，疫情对“一带一路”的冲击是全面、深刻、持久的。我们对此要有充分思想和工作准备。

显然，过去五年“一带一路”的有利环境发生很大改变。我们要抓住战略间歇期，认真进行“一带一路”战略调整，适当收缩战线，确保重点地区和项目进展。利用世界经济再区域化的新趋势，进行“一带一路”板块化布局，实现重点地区率先“五通”。首批重点板块应当是东南亚、中亚（连结中巴走廊）、中东欧。如果我们把第一批板块打造成功，对其他板块就有巨大的示范效应。

除此之外，“一带一路”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是当前世界经济仅存的增长亮点。今年以来我国GDP、出口和对外投资出现全面下降，唯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贸易和投资继续保持增长。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同比增长3.2%，高出我国外贸增速9.6个百分点，占比达31.4%，可谓逆势增长。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我国市场重要性上升，相较美欧发达市场展现出一定替代性。

中欧班列在疫情期间实现逆势上扬。在空海运受限的情况下，今年第一季度中欧班列共计开行1941列，同比增长15%，运送17.4万标箱货物，3月以来日均开行20列以上，创下开行总数的历史新高。中欧班列对欧洲抗疫和中欧经贸稳定起到正面带动作用，将有力地抵消所谓“脱钩”的逆流。

电商和5G将在“一带一路”获得大发展的空间。根据国内的经验，疫情期间是电商发展的重要机遇。这种新商业业态在“一带一路”沿线若得到普及，可以形成巨大的市场网络。义乌小商品市场正与电商合作准备建立全球网点，就是虚拟市场与实体市场结合的典型案例。电商、市场网络、5G技术“三合一”，将使“一带一路”跨上“数字丝绸之路”的大台阶。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新的产业链。我国是全球制造行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25%的全球制造业集中于我国。“一带一路”带动中国产业链向沿线国家延伸，中国产业园区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亮点，带动东道国的就业、税收和GDP增长的效益明显。大多数国家不会放弃这些收益。中国企业应捕捉沿线国家防疫、复产、复工带来的新商机，对企业“走出去”既要审慎行事，又要优化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和产业转移，从市场需求和产业链联结的视角加以重新定位。

中国金融业进入“一带一路”市场的机遇增大。由于无限量化宽松造成美元信用下降趋势，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得以扩展。以此为契机，我们可以强化“一带一路”融资能力，摸清“一带一路”贷款、投资、援助和债务的结构和分布，破解“债务陷阱论”。提高透明度和国际合作机制，加大与欧盟、日本、韩国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第三方合作”力度，探索中国与欧盟“17+1”投资合作机制。

公共卫生治理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沿线发展中国家为多，其抗疫防疫的效率和医护资源能力相对较弱，检测和治疗以及防控能力存在很大的差距。公共卫生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将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共建“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的大好时机。一是利用今后2-3年的战略间歇期，调整高校相关专业结构，争取三年内实现“一带一路”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形成。二是建立“一带一路”舆情系统，有针对性地调研舆论热点，联系各种国际国内媒体，形成攻防兼备的舆情网络。三是在边疆省区加快建设“一带一路”支点城镇，将内地产业转移与沿边城镇发展结合起来，加速边疆地区现代化和国际化建设。（作者是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