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东：借抗疫回归经济发展本源

这场突如其来、席卷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在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全球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社会发展模式等问题的思考。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笔者认为这场不幸的疫情最重要的积极意义就是有助于人们摆脱思维定式和思想惰性，重新思考和反省已经习以为常、感觉理所当然的现状、规则与秩序。在这场危机面前，我们既要有堵漏、止损、输血、“上呼吸机”的短期紧急救助措施，又要考虑标本兼治，着手重大政策制度改革，为长治久安谋篇布局。

在当前，我们可以考虑把实现共同富裕代入与抗疫并行不悖的主题范畴。从社会性质来看，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从经济发展来看，它又是生产目的——消费实现的充分条件。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处在现代社会网络的枢纽位置，是国家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社会主义的生产、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这几十年，我们始终秉承“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拼搏奋斗。毫无疑义，“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新中国创业时期，毛泽东主席让我们勒紧裤腰带是为了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为了发展。新中国在两个不同时期为了发展，党和政府所确定的这些政策都是正确的、必需的。但是我们应该时刻清醒牢记发展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一方面，我们的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另一方面，国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要求我们改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之这次新冠疫情危机的严重影响，需要我们审时度势，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进一步改变发展方式，把实现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毋庸置疑，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使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普遍受益，但也应该看到，老百姓受益程度并不平衡。东部和西部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不同行业之间诸如金融业和实体产业、演艺明星和普通工薪群众之间的收入水平出现不小的差别。资本资产的收益和劳动的收益差距更是悬殊，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贫富分化。

据招商银行与贝恩财富联合发布的“高净值客户”报告，2006年以来我国的财富集中度增长迅速。2018年197万高净值客户拥有61万亿可投资资产，已经占到总额为147万亿的全国居民+企业存款余额的41.5%，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16.1%。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适度的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应该得到允许和保护，但一定要坚持适度原则。如果坐视贫富差距扩大，就会有违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初心，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

因此，在我们已经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全面打好脱贫攻坚战，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应该把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发展目的问题作为我们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首要任务。通盘考虑，逐步推进，通过初次分配、财政再分配、税收调节和建立城乡人民群众全覆盖的社会保障等社会分配领域的综合制度改革，实现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过渡。

共同富裕使消费成为中国经济支柱

共同富裕理想的逐步实现，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发展目的，使经济发展回归本源，也会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和持续发展问题。

不可否认，这些年国家对增加经济结构中消费的权重十分重视，也颇有成效。但是我们还没有抓住消费增长的根本，即抑制贫富差距，建立覆盖城乡全社会的公益性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让人民群众无后顾之忧，放心消费。

如何应对疫情打击，这一次人们又习惯性地把希望寄托在基建上。毫无疑义，启动“新基建”对维持经济增长、保护就业十分必要，但更应该标本兼治，短长兼顾。可以把“新基建”等作为未来一段时间拉动我们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完善和加快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革新传统应对危机策略，开辟“第二战场”，在社会分配领域开展全面改革，打一场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主义事业扶正固本的伟大战役。这样一是促进消费推动抗疫斗争胜利；二是以抗疫斗争为契机完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造福全体中国人民。

可以预期，经此一役，我们不仅可以在中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完成社会分配领域的伟大进步，把社会主义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消费这根经济结构中的坚实支柱将在中国稳稳擎起，中国经济将会步入持续健康的轨道。（作者是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