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奇芳：中国与东盟经贸划出美丽弧线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东盟反超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虽有疫情影响，东盟在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双方经济依存更加紧密。但有些外媒仍片面解读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疫情蔓延对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冲击和影响，把近年来一定程度上的外资向东南亚转移夸大成中国与东盟经济竞争加剧，甚至提出东南亚某某国家将“代替中国”。

实际上，只要将这一现象放在全球价值链和东亚生产网络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媒体的结论有多武断。

首先，东盟经贸地位上升是东亚生产网络紧密化的体现。以上世纪中后期形成的“雁行模式”为基础，进入21世纪后，东亚的区域分工结构不断深刻化和复杂化，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生产网络。与之相伴的是东亚经济体之间贸易形式的巨大变化，主要体现为产业内贸易和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到2004年，产业内贸易在东亚地区贸易总额中占78%，地区内贸易占56%。这一趋势表明东亚生产网络的劳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日益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中则以“东亚生产、欧美消费”的模式与欧盟和北美呈鼎立之势。

由于世界经济低迷、中美贸易摩擦和新近的新冠疫情影响，东亚经济体对欧美出口锐减。相对而言，地区内贸易受到冲击较小，在东亚各经济体贸易总量中的占比明显上升。2019年，东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4.43万亿元，增长14.1%，几乎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的最高增幅。中国本就是东盟整体及其大多数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如今东盟也上升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是东亚生产网络日渐紧密的表现。

其次，一定程度上的外资“转移”是东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结果。被某些外媒夸大解读的所谓外国投资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2012年—2013年就开始了。中国吸引外资数量从之前明显高于东盟到与其持平，甚至较低。但可以明显看到的是，这些“转移”的外资主要投入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原因也都非常直接，比如中国的工资等人力成本上涨导致资本收益降低等。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性变化，是外国对华投资中的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直线提高。

在这一变化背后，既有中国经济转型政策的引导，也有东亚生产网络结构调整的推动。一方面，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政策重点在于改变增长方式和改善产业结构，即从出口导向型转为国内消费型，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转为人才和技术密集型。另一方面，东亚生产网络中的生产重心向东南亚转移，中国则随着国内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从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向高附加值的“中国智造”转型。

第三，中国消费水平提高是深化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动力。中国工资提高直接推动了东亚生产网络的结构调整，也给地区和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机遇。中国人口体量巨大，工资收入提高带来的消费动能是惊人的。进口日用消费品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普通民众的选择，其中水果等东南亚国家食品更成了热门。例如，某电商平台4月推出东南亚水果节活动，仅泰国一国的榴莲、凤梨等水果销售额就达上亿元。

中国与东盟地理相近，物流便利，经济互补性强，贸易潜力无限。中国国内强大的消费能力对东盟出口尤其有利，今年第一季度东盟对华出口4519.1亿元，增长10.9%，在一众数据中十分亮眼。在国内经济政策的有力引导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将不断上升，也将逐步成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另一大消费中心，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给东盟等地区伙伴带来更大机遇和红利。

所以，外界不能被表象蒙蔽双眼，要从更开阔的视角看待中国-东盟合作以及东亚地区经济，这里依然是全球的亮点和希望。(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