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疫情后全球经济会怎样复苏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很可能将是一个缓慢而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同时也会伴随一些重要的结构性改变。

相比之下，17年前的“非典”是一场区域性的疫情，新冠肺炎则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虽然现在中国基本上已经控制住了新冠病毒的传播，但第二波反弹的风险仍然存在，国外一些国家疫情还相当严峻。这意味着，一方面，世界经济回归正常秩序的时间表将由疫情控制最不成功的国家而不是最成功的国家决定，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复苏目前仍看不到明确的迹象。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复苏也很难重演“非典”过后那样的“V字型”快速反弹，至少由于全球需求市场疲软造成的订单被取消使得出口很难成为拉动经济走出低谷的主要力量。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体可以分为抗疫、纾困与重建三大类。目前政策重点已经开始转向支持重建的经济刺激措施，包括利用专项国债的手段增加技术导向的“新基建”投资和大城市都市圈建设。尽管如此，目前普遍的预期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也会相对温和，不会再像12年前那样依靠“四万亿”刺激政策强势地将中国经济推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泥潭。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未来一段时间能支撑经济复苏的最可能是消费而不是投资或出口，但消费拉动作用的释放也会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太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

今年2-3月，消费下降的幅度超过了收入下降的幅度，虽然主要是受抗疫封闭措施影响，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巨大的不确定性令老百姓的消费开支变得更加保守。从这个角度看，短期内出现一些补偿性消费反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事实上，最近几周在一些大城市确实看到了住宅、汽车和高档消费品需求的高速增长。但短期内消费品市场也可能出现分化，因为一大批低收入家庭在疫情期间收入大幅减少，如果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兜底，生活会比较困难，这个群体的消费会进一步萎缩。

从中长期看，中国的消费品市场不仅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甚至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亮点。过去40年，中国曾经创造了两个世界级的经济故事，第一个在全球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市场，第二个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而第三个故事很可能就是中国的消费品市场。2019年中国的零售总额已经超过了美国，未来虽然不排除经济增长的速度会进一步放缓，但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会进一步提高，中国消费品市场的增长仍然有可能领先全球。

在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中，另一个新亮点可能是数字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期间，数字经济发挥了重要的“宏观经济稳定器”作用。比如在春节后那几周期间，线下餐馆收入减少75%，一些企业积极开拓线上业务，弥补线下业务收入的损失。线下的影院、酒店、游乐场业务惨不忍睹，但线上的影视、教学、会议等活动异常火爆。几家互联网银行因其“无接触贷款”更是优势凸显，对线下个体经营户业务的分析表明，凡是“无接触贷款”比较发达的地区，个体经营户受疫情冲击的程度也比较轻。可以预期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过去之后，数字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高峰期，而“新基建”也将助推这个领域的快速发展。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也可能给全球经济环境带来一些结构性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提升经济复苏轨迹的不确定性。

一是，在一些国家，疫情冲击加剧本已存在的对全球化的怀疑。虽然全球化进程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但不能排除部分国家会在贸易与投资领域进一步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过去40年，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这个格局可能很难持续，即便不考虑其他国家政策的转向，中国自己已经从几十年前的小国经济变成今天的大国经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实际上，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正越来越转向由国内需求推动。疫情之后，这个过程会进一步加速。

二是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央行与政府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以求稳住经济与社会。应该说，他们这样做也无可非议，毕竟特殊危机需特殊应对。但问题是，货币政策宽松极大增加了全球性的流动性供应，而财政政策宽松则极大地提升了公共负债率，这些宽松政策往往是“进入易、退出难”。这样，宽松的流动性条件和高杠杆率很可能会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常态，这会对中国经济与金融造成巨大的影响，比如约束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和促成资产泡沫以及新的结构失衡。

面对这样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国需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制度性安排，应对可能到来的冲击。比如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分配来支持持续性的消费需求增长;提高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对跨境资本流动采取宏观审慎政策，减缓短期资本大进大出及其影响，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性。(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