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新冠时期社会更需同理心

现代社会科学之父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指出：同理心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是研究社会现象与人类行为的基本工具。

有别于依然站在“我”的角度上的同情，同理是尽量站在对方和被观察者的角度，感受他的社会情境和决策约束。当然，同理也并不意味着完全赞同对方的观点和行为，而是努力去理解和感受对方所处的背景和情境。在解决由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各种社会治理难题时，尤其需要运用同理心。

首先，运用同理心是各级政府决策者优化决策内容、避免决策失误的重要条件之一。各级决策者有意识地强化同理心，更能够理解病患及其家属受到的苦痛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各种复杂诉求。事实上，各级政府逐步出台的建设 方舱医院、分级分类诊疗、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对医护人员的工资福利奖励、减免企业税费等，都是运用同理心原理，综合考虑疫情对社会的全方位影响而制定的措施。

其次，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和复杂性，社会大众在理解和看待相关政府出台的治理举措时也需有同理心。面对严峻疫情引发的社会急迫和多样化诉求，各级政府及相关工作人员也面临着不少切实困难和挑战。如果一些公众不能理解其中的困难和不易，只是一味苛责，会进一步加大疫情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难度。如果公众能够运用同理心，理解政府决策不易的同时，能从实际出发，对于一些决策中的疏漏之处提出建设性意见，将能更有效地改善疫情中的社会治理。

此外，运用同理心原理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决策过程中的后见偏差。所谓后见偏差，是指人们往往为决策中出现的失误批评、抱怨或后悔，原因在于，就当前时间节点而言，前期决策的后果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事实和信息，很容易判断是非对错，但在当初决策的时间节点，这些信息却并不具备。因此，只有我们将自己置于决策者的地位，回到最初的时间节点去考虑这一决策做出的背景和过程，才能够理解他们做出决策时的两难和风险。事实上，任何人都有可能出现决策失误和后见偏差，完全正确的决策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实践中的正确决策是不断优化调整的结果。要避免决策错误和治理失败，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以科学指导实践，不断深化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从错误中实现学习和改进。

总的来讲，同理心原理有助于各级治理者和社会大众理解疫情治理本身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治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疫情和社会就像是“盲人摸象”中那头庞大的大象，不同社会主体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其进行触摸与认知，就局部而言均有其合理之处。只有同步提升同理心，从大局出发做取舍，互相理解、形成共识，才能达成改善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