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中西政治传统及抗疫问责差异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现象，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在此期间落实干部责任制，一批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踏实、表现突出的干部获得表彰和提拔。同时，也有不少干部因防控失位、作风漂浮、失职渎职受到严厉问责。相比较而言，西方一些政客尽管在疫情初期马虎大意，疫情中期防控不力，却极少有人为此承担责任，甚至还能夸夸其谈，仿佛责任都是别的党派或者别的国家的，功劳都是自己的。

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中西方对于政府官员责任、观念的差异。

一是中西方政治文明形态差异。起源于“两希文明”的西方文明早期政治形态是城邦政治，属于小国政治。治理小国具备一般的法律、规则就大体足够，并不要求治理者有极高的政治能力。中国则是大国政治，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管理国家的是非世袭的士大夫官僚，即“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士从最广大的农民中产生，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代表着天下百姓的整体利益，与“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关系是“理一分殊”的关系。

士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对于政治德性、政治能力有极高要求，这也是大国政治的必然。明末大儒王船山将“善”诠释为“处焉而宜”，指把事情办得适宜，这是强调政治的“善”一定要从行为结果来看。相应地，民众对于士大夫官僚政治则寄予信任。政治是中国社会的主轴。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和官僚体制，西方则迟至近代才产生。近代之前，西方社会政权由世袭的国王以及领主、骑士所掌握。15世纪以后，商业、资本逐渐取代世袭贵族成为西方社会的主轴，政府围绕着商业、资本转。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大致都有两三百年的寿命， 王朝中后期出现危机，由盛转衰，官僚化严重而政府失能、社会失序以致动乱，动乱的同时出现社会的重构，新生力量在重构中产生，提出愿景，得民心者得天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的新生力量，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制定出明确的总体目标以及一个个阶段性目标，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政府组织动员所提供的高效能。政府通过一个个小组以及经常性的会议工作方式，来确定、布置下一次做什么工作，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之一。

二是中西方政治对官员责任理解差异。西方政治对于责任的理解是法律意义上的。不作为的官员如果没有违反行政法等各项法律，也就谈不上被处理。而中国政治对于官员责任的理解不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更有超乎其上的道德与政治责任。更进一步地，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党纪要求严于法律要求。

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次抗疫中，许多被问责的干部不是因为违法违纪，而是不负责任、失职渎职，党考察干部的核心标准是能者上，不能者下。面对百年变局，中国共产党强化了不断考核、淘汰的选拔机制。这种内部机制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同时造就了高强度的淘汰效率，实质上远远强于西方的政党轮替。

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使得在中国，没有一个公务人员是党管不到的，这是中国能够处理抗疫不力官员的体制性因素，也是西方政治形态对问题官员鞭长莫及的原因。

三是中西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差异。基于中国历史上的官僚政治传统，老百姓对于政府的信任胜于西方。中国人对政府所采取的隔离措施给予高度自觉的配合。而西方文明有长期的自由主义传统，许多民众不愿接受官方限制性措施，政府所掌握的行政资源也难以支持严格的限制性措施。自由主义逻辑既造就了对政府的怀疑，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当然其政府也无须承担像中国政府一样的责任。政府告知了疫情风险，是否接受隔离措施是民众的自由，疫情的后果也由民众自身承担，政府也就不用为抗疫不力负责。

还要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于全球性扩张，当资本主义繁荣出现问题，内部不公和社会极化问题凸显时，政治体制就可能出现松散、缓慢、废弛的现象，表现为政治失能，进而损害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而中国的政治体制，保证了在遭遇疫情时官员能够迅速下沉，从而以最快速度动员社会力量。（作者是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