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钊轶：直面外部势力挑拨，续写中非友好

随着新冠疫情在非洲的蔓延，多个国家相继推出封禁法令和防控措施，非洲人民对网络社交媒体平台的需求相应加大。由于在非洲处于垄断地位的社交媒体网络均为西方资本所垄断和掌控，电视频道也多直接转播或采信西方媒体发布的信息，一些针对中国的负面新闻和评论开始在非洲媒体和社交平台推送上出现。

其中，既有对新冠病毒来源的阴谋论、基于意识形态的制度论、“疫情隐瞒论”等，还有所谓 “对非战略机会论”，甚至把当前疫情中中国对非援助也曲解成了 “弥补责任”和 “进一步控制”非洲。这些洗脑式的宣传带有明显的拉仇恨、带节奏目的，其内容和指向都远远超出了公共卫生范畴。需要依托更深层次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去认识。

中非友谊源远流长，然而随着非洲一些国家内部政治环境迭代以及多重社会文化变迁，在许多非洲国家人民眼中，中国对非洲的现实影响更多地可以回溯至过去20年间频繁的经济联系。而这样的经济联系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联系和民间文化认同。尤其是在受西方影响较多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面对西方舆论对中国在非洲“资源掠夺”“商品倾销”“打击本土制造业”“捆绑式贷款”“新殖民主义”等抹黑，由于自身国情原因，这些国家有时是难以进行有效舆论引导的。

西方舆论在宣传层面常常保持着高度一致，且以言论自由为借口放大随意性，当一种信息从多种层面、不同机构和口径同时输出时，就更容易造成“谎话说一百遍就变成了真理”的结果。这样的情况在本次疫情中被进一步放大和利用了。

这使得中国在非洲要面对西方舆论所发起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由于语言障碍、信息传播不畅等原因，中国在非洲的发声机构面对的是在别人的平台上用别人的语言、别人的规则、玩别人的游戏的局面。从话题度上来说，那些对于中国而言最需要关注度的频道恰恰是最缺乏流量支持和创作驱动力的。而目前为中国在非利益发声的主要群体仅为少数在非工作、生活，并拥有足够语言能力的海外华人华侨。相较庞大的西方主流媒体，支持中国的只言片语很容易就被“淹没在滚滚洪流之中了”。

要扭转局面，中国需积极有为。第一，非洲国家政府的对华态度和政策随着国际局势不断变化，一些国家内部利益阵营交错，海外派和本土派、守成派和少壮派，以及各种族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割裂。这些分歧力量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处于博弈中。即便有个别国家对华态度出现变化，出于各国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综合考量及新兴商业实用主义的重新崛起，政府最终也会在言论上缓和和靠近与中国的关系。

第二，即使是在西方舆论的不断挑动下，非洲也不存在“反华”潮，更多的是一种情绪。非洲一些国家原本就承受着由历史沉积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在即将到来的“解封”之后，人们的注意力会放在如何尽管复工复产和缓解民生压力之上，对中国负面话题的关注度将迅速下落。

第三，在疫情中，东非西非都出现了一些政客利用疫情投机的现象。但非洲人民整体上的善良和淳朴并未改变，他们基于朴素价值的好恶判断和情绪是受到了外界误导才诱发的。未来中国在非洲舆论中的话语权之争更应将普通民众的“心理痛点”纳入到考量中，才更符合中非友好的需要。

第四，此次疫情已经让中非双边研究院、智库、民间组织和机构认识到，中非交流不能只靠温文尔雅的研讨会、博览会。单纯的学院派研究在汹涌的国际舆论场里并不能有效保护中非友好。中国的智库机构需要带着自信和明确的目标、更具前瞻性的规划，以及长期的行动方案走进非洲。无论是科技交流、商务对接、经济拓展还是医疗互助，都在对应的领域动员当地参与者力量，把国际传播和社会公关更深入地推广开来，把我们为非洲人民做的实实在在的事结结实实地传播开来。

第五，此次疫情中，凸显引导中非双边青年交流的重要性。一方面，我们中国的年轻人需要明确非洲对中国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中国人的爱国情绪与对非洲各国和人民的尊重是统一的。另一方面，非洲当下的青年群体就是未来的领导者，中非交流应该针对这个群体做出更多努力。中国可以向非洲年轻人展示的不仅是强大与富裕，中国当下仍然有很多可以与非洲共情的地方。在扶贫、就业和发展上，中非面对共同的挑战，可以共同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接地气的实际工作中，把中非友谊延续下去。（作者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南非分院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