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美国抗疫有三本难念的经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医疗防控体系也一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水准的。据全球最知名的美国布隆博格公共卫生学院发布的2019年全球健康安全指数排名，美国以83.5分位列第一，中国以48.2分位居51位。排名虽然不能说明一切，但美国在医疗方面的领先优势，却是世界公认的。然而，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美国却仿佛表现出不同的一面，让很多人、尤其是很多中国人感觉美国的医疗体系并不强大。有这种认知并不奇怪，因为信息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玻璃幕墙时，会发生折射，甚至会出现自反现象。美国的疫情防控政策，从决策过程到实施过程，都有其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约束性。

一是政治制度的约束性。美国是一个分权制衡的国家，不仅联邦层面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分权制衡，联邦与州和地方之间也一样，政府与社会之间也一样。甚至是在行政机构内部，联邦与州之间也有明确的职能分工，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总统没有权力直接向州长、市长或县长发号施令。并且，在美国的职能分工中，医疗和教育等事务，主要是由州承担的。美国虽建立了一个联邦、州和地方组成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但美国疾控中心（CDC）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的疾病监测及发布、制定全国疾病控制和预防策略以及从事国际合作等；具体的医疗资源，多数在州和地方政府手中。所以，当特朗普总统要求一些州实施居家令时，很多州拒绝执行。等到特朗普要求一些州放开管控、恢复经济活动时，也照样会遭到很多州的抗议和抵制。

二是经济因素的约束性。美国的政府与社会之间是契约关系，它们之间的互动，往往有着高额的经济成本。这导致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其实都不愿意、也不敢轻易下达居家令。经济一停摆，大量增加的失业人口是政府的沉重财政负担。根据美国失业保险金制度，州政府一般要承担26周以内的失业保险金。如果州失业保险金库耗竭，可以向联邦政府或其他州借款，或发行债券。这些都是要偿还的，也是有利息的。过去一个月里，美国失业数字是1967年以来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一次。截至4月14日，已经有2200万美国人登记为失业者并试图获得失业救济。纽约州等6个比较富裕的州，在此情况下也最多只能支持10个星期。还有15个州，连联邦规定的最低标准都满足不了。这导致很多州根本不愿意接受联邦的居家令要求。联邦政府也不能全是空手套白狼，需要拿出真金白银。特朗普总统正在向国会提出一个2500亿美元的应急救助计划。所以，在美国做任何事都要算算经济账。

三是文化因素的约束性。美国民众多数信仰宗教，对死亡的认知与中国人有很大区别。美国已经确诊82.6万，死亡人数超4.5万。也许有人会以为美国人民应该已经是水深火热、民怨沸腾了，实际情况却是：有指责政府抗疫不力的，也有很多人不满政府的抗疫政策“过度”，伤害了民众的自由权。这种“美国人心真大”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们的宗教信仰。至少从18世纪初的洛克开始，自由权在西方就是不需要任何世俗法则赋予的自然权利，受到上帝意愿的保障。这样一来，宗教信仰就在两个方面影响着人们在抗疫中的表现：一是，宗教信仰使得很多人并不把生命权视为个人的专属权，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自然力量赋予的。在失去的时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超自然力量收回的，并不完全受世俗法则和个人意志的支配。二是，人的自由是自然权利，不是世俗法则赋予的，也不应该受到世俗法则的践踏。这样一来，不少美国人就表现得既不怕死，也不喜欢政府的管控措施。这让美国抗疫部门，从联邦到地方，从总统到州长，都比较头痛。

不仅是美国，很多国家抗疫政策的选择，背后往往都有很多决策者左右不了的因素。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都将以自己的方式从疫情中解脱出来。抗疫虽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但各国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和模式，不存在统一的标准。但是，在共同威胁面前，人类是选择合作与协调，还是选择对抗与摩擦，对于人类的共同未来，还是非常有影响的。（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