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疫情之下，美国社会不平等藏不住了

自美国暴发新冠疫情以来，政府内部和社会群体之间出现严重的对立与对抗，恐惧、怨恨、排斥、抱怨、幸灾乐祸和愤怒成为美国媒体上的高频词，新冠疫情注定会因其引发的进一步分裂与其暴露的巨大不平等而被铭记。

疫情尤其将不平等的梦魇进一步照进现实。自3月中旬以来，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2202万，几乎抹掉了自2009年11月以来新增的就业岗位。这已经不仅是富裕阶层和其他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而且还有健康、工作条件以及获得医疗保险等方面的不平等。

面对疫情的肆虐，很多美国人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蓝领工人和低收入群体千方百计想保住高风险无保障的糊口职业，比如运输工人、商店店员和护理人员等工作难以避免与公众的接触。这些人的家人不得不与他人共用厨房或卫生间因而无法实现有效隔离。学校的关闭还使很多贫困儿童的餐食没了着落，这些孩子甚至由于家里没有网络而被迫放弃网络学习。

与这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白领可以在家开启享有医保和带薪休假制度的远程办公模式；富人逃离曼哈顿的公寓，前往乡间别墅暂避风头，或躲进储备富足的安全掩体；精英家教、私人飞机等高端需求也处于井喷状态。

前面提到失业救济申请者主要是因餐厅、酒吧、酒店和商店停业而失业的员工。他们本就属于低收入群体，疫情带来的失业再次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疫情所致的种族歧视也引人瞩目。由于中国首先报告了新冠疫情，一些美国人见到华人就“愤愤不平”，以往处于隐匿状态的轻蔑和疏远演变成不加遮掩的挑衅，针对华裔的仇恨犯罪正在上升，很多亚裔跟着躺枪。

疫情还加剧了代际矛盾。由于病毒对老人最为致命，一些年轻人笑称其为“老朽终结者”；老人们则批评年轻人不顾他人安危照常开“新冠派对”。    

或许有人会说，不平等与分歧本不足为奇，它们只是美国的常态化表现而已。此次疫情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合作互助的案例，医护人员主动补坑，社会组织沿街发放抗疫物资，富豪为研制疫苗慷慨解囊，原本势不两立的民主共和两党也不计前嫌，迅速批准了抗疫拨款和创纪录的经济刺激法案。

客观来说，疫情确实催生了彼此相悖的两种情境，但相对于常见的社会互助而言，当前的不平等与分裂突破了历史界限，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表现出来，并触及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和群体，因而更为突出。即使单看党派表现，两党在抗疫这一政治正确原则下的合作，仍无法掩盖其在事务层面上的对抗，在抗疫蔓延问题上的扯皮，在福利规划上的相互否定，在物资分配方面的相互指责。两党选民也早用实际行动来展示其个性而非共性：研究发现2016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地区，以及和他一样不相信全球变暖的人，愿意居家隔离的比例最小，而民主党人的表现则好得多；相信冠状病毒是“真正威胁”的民主党人达到了76％，而共和党人只有40％。

在导致这种不平等与分裂的诸多因素中，白宫的言行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政府高官刻意使用“中国病毒”一词，枉顾此举对种族歧视行为的助推；不断倡导提前复工，恶化联邦与州的关系；坚持与专家意见相左的乐观预期，令广大民众无所适从……

传染病的特殊性与美国价值观的冲突则从更深层面上催生了分裂。防疫举措本身带有强制性，而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却对此难容，只要不影响别人，我的一切由我负责，他人无权置喙，整个社会也早就此达成了言行默契。而疫情却让曾经清晰的行事尺度变得模糊，原本不是问题的事情或许成了问题，但我的权利永存。以得州为例，在某些县里70%的居民不再聚会，但邻县却毫不在意，分歧和对立就由此展开。

不可否认，疫情还凸显了社会原本隐藏的不平等。生存压力骤增后，利益分配问题变得敏感甚至致命，种族和谐还是远离风险要紧？物资紧缺时应优先救助老人还是青年？这些原本并不存在的问题都会变得突出。此外，疫情期间社交媒体的使用增多，平时被抑制的极端言论都借着疫情在这块虚拟的“法外之地”上泛滥，尽管公众认为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可信度只有区区3%，但这并不能阻碍隔空骂战。

实际上，疫情只是一个刺激物，被撕裂的还是原有痼疾，种族歧视、贫富差距、党派对立不过是被疫情放大了而已。正如特朗普在回复“富人优先”的提问时，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也许这就是人生吧”一样，美国的社会不平等与分裂，或许也是一种命运吧。（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