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浩：抗疫合作提升东亚区域整合进程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恶化，而东亚国家是全球第一波疫情的受害者。由于初期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中国按下了经济社会活动的“暂停键”。同时，东亚国家间的人员往来锐减，物流程度大大降低，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的东亚社会经济受到了重创。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美国人普遍觉得事不关己，其政客和官员还声称这“有助于”产业回流美国。

此情此景，让人回想起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给整个区域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惨状。当时由于美国金融大鳄的搅动，使得东南亚的泰国金融崩溃，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金融市场损失惨重，国家受伤害程度不亚于一场战争，而且连带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乃至韩国，都深受其害。当时中国承受巨大金融风险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向东南亚一些国家给予金融援助，最终稳定了东亚金融市场。

那场金融危机使东亚域内国家认识到，荣辱与共对整个地区至关重要，需要形成合作相助的整体。因此，正是这一年东亚国家第一次携起手来，建立了“东盟+中日韩”（10+3）东亚区域多边合作机制，共同推进区域制度性经济协调。从此，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次区域组合在一起，开启了东亚区域整合的进程。

23年前的教训和当前的事实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东亚国家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获得启示，追逐一己私利的世界老大绝不会真正为东亚着想，域外势力在关键时刻并不可靠。鉴于此，东亚国家要抗疫、求复苏、促发展，只能靠东亚国家自己的团结协作，齐心合作。

疫情横行时东亚国家已深刻理解了古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寓意，更认清大家是“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邻里，必须坚守为善为伴和“守望相助”的精神。现在，就像23年前一样，面对新冠病毒扩散造成的内在挑战和美国冷漠隔绝造成的外部压力，东亚国家必须携手共进直面新的未来，给区域合作注入新的动力，提升区域整合的制度化合作的程度。

4月14日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召开，这是东亚国家一项化危为机、提升合作的重要多边行动。这次会议与近一个月以来国际社会召开的一些多边峰会有着明显不同。3月份召开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领导人视频会议”、G7峰会和G20峰会，更多的是一种多边合作意愿的宣示，并没有实际的多边合作措施。而这次东亚领导人会议，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区域性应对疫情和追求复苏的多边集体行动。

这次会议上，各方领导人不仅强调了共同应对疫情的强烈意愿和集体采取行动的具体建议，更重要的是各国愿携手努力恢复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活力。中方在此次特别会议上提出“为重要和急需人员往来开设‘快捷通道’”“进一步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促进投资”“支持东盟设立抗击疫情特别基金”“建立10+3应急医疗物资储备中心”等倡议，得到与会多国领导人的支持和响应。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本次会议最后发表了《特别会议联合声明》。过去23年的“10+3”领导人会议仅发表过三次“联合声明”，都是在重要时刻为确定未来东亚合作战略方向而发出的重要文件。可见这次东亚国家为共同抗疫和恢复经济而发表联合声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联合声明可以看出，与会各方不仅着眼于共同、有效防控疫情，也设定了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向。

而且这次会议还提出了推动合作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第一，发挥机制作用：各国决心在“10+3”框架下的相关领域机制下，筹集资金，提升区域预防检测，应对疫情；第二，进行“能力建设”：强调各国和区域的应对流行病的能力，进行流行病学科研合作能力训练，支持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和能力建设；第三，做好“金融安排”：将从东亚一系列合作基金和区域性银行筹集资金，共同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活力；第四，加强“供应链”建设：共同致力于推动疫后复苏，促进经济发展，要保障区域内供应链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第五，为保经济活力“提供便利”：要为恢复社会经济而努力的各种人员在区域内流动提供便利；第六，责成落实人员：要求由各国外交部长作为措施落实“协调人”，确保“相关领域机制密切协作”。

这些内容体现了东亚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升级，即突出强调机制性建设，重视能力建设，为合作提供金融保障，夯实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区域基础。其实，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次区域，既有各自关切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经济事务和自我凝聚组合的需要，但又犹如一个葫芦的上下两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决定了东亚区域的整体认同和一体化需要。

笔者曾用“平轴模式”来界定东亚整合的进程和样式。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同遭遇、经济复苏的共同挑战，必须化危为机，将其转化为东亚合作升级的新机遇。通过各国务实协作，推动物资供应的机制建设，实现金融产业的制度合作，最终建构一个生命相连和命运与共的区域共同体。（作者是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