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东：美科技巨头为何抗疫存在感弱

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带来日趋严峻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面临抗疫“公共品”的严重不足。很多政府和社会全力开动战时模式，但依然力不从心。已经成为当下全球疫情震中的美国尤其如此。在如此紧要的关头，拥有强大能力的几大美国超级科技巨头却始终缺乏表现，没在广受关注的“科技抗疫”层面释放能量。直到前几天，谷歌和苹果宣布联手启动一项新冠病毒追踪项目，打造“美国版健康码”，才开始第一次刷出了“存在感”。

与1918年那次大流感相比，现在的人类已进入了网络时代，全球上网人口已经超过世界总人口数的一半，可谓真正进入了网络生活。迄今为止，对抗病毒最有效的手段依然是最原始的社交隔离。但跟百年前相比，现在的不同是当全球大多数人被隔离在家，他们同时也被强行切换到了某种意义上的网络生存模式。毫无疑问，科技巨头们为躲避这场疫情的人们提供了最关键的网络基础设施，当然它们也从中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面临大衰退之际，在新兴创业企业面临资本投入等巨大生存压力的时候，科技巨头们可以说是为数不多能够抵挡疫情冲击的幸运者了。

但在谷歌和苹果行动起来后，很多人马上注意到，相对于中国几家大的科技公司在疫情暴发之初就以自己的方式助力抗疫，美国科技巨头们行动好像慢了很多。在日益惨烈的美国抗击疫情一线，原本可以更早地在这场抗疫大战中勇立潮头、担当更重要角色的它们却一直没有挺身而出。

现在谷歌和苹果终于打破了这种沉寂的局面令人欣慰，但也令人思考。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因为这些科技巨头有着极为强大的资本力量。苹果、亚马逊、微软、谷歌、脸书等都是市场价值达到万亿美元级的企业。在与新冠疫情有关的社会救助以及疫苗研发等很多方面，都能做出巨大贡献。

随着疫情全球蔓延尤其在美国不断加重，掌握着巨大资本力量的科技巨头及其创始人、管理者们也已开始有所行动，比如推特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计划捐赠10亿美元用于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救助项目。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将向美国食物赈济中心捐赠1亿美元。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也承诺为全球救助行动捐赠1亿美元。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同样承诺捐赠类似金额，用于疫苗研发以及为核酸检测、隔离和治疗支付等费用。

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些科技巨头真的有能力和资源发挥重大作用，毕竟，事实已经证明这次抗击疫情亟需科技引领。以这次谷歌和苹果联手打造“美国版健康码”为例，目前全球移动设备几乎都构建在苹果iOS和谷歌安卓系统这两大平台上。两者超过40亿用户，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它们掌控的用户数量，尤其这些用户的实时动态数据，是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家运行商或者组织和企业都难以企及的。

第三，这些巨头本身都有强大的抗击疫情的技术储备。其手段是政府和社会不可替代的。比如，2008年，也就是谷歌刚刚推出安卓系统还远未成气候的年代，谷歌就基于其稳定的搜索数据流，推出了流感趋势追踪系统，追踪流感、AIDS、禽流感、非洲杀人蜂等传染性疾病，宣称可以早于美国疾控中心(CDC)两个星期获得结果。当时曾经轰动一时。而2012年，人们基于推特信息流就推出了追踪疾病和预测流行病暴发的各种应用。但在这次疫情暴发和蔓延以来，这些科技巨头反而还没什么特别的表现。

归根到底，今天的这些科技巨头已经事实上成为人类社会工作、生活甚至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设施，而不再仅仅提供单纯的应用与服务。作为网络时代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者和运行者，它们通过掌控十亿级用户实时动态的数据，事实上掌控了用户和社会的“私权利”和“公权力”。美国科技巨头的“不作为”和“少作为”，显然有着自己的利益考量。它们在这场疫情暴发当中没有挺身而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担心因此暴露它们实际掌控的超级“权力”和“能力”。比如，谷歌和苹果联合的项目就是在最底层的操作系统层面入手，介入用户的数据。这当然会涉及敏感的隐私问题以及网络安全问题，触及“潘多拉”盒子，还会触碰关于公私之间敏感的边界和权利问题。

但无论从科技创新的人类使命，还是从企业的社会责任看，在人类危难的关键时刻，企业利益的算盘都不应该被放到首位。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美国科技巨头们担心的问题，也都可以找到解决办法。比如非常时期甚至是战时状态，美欧国家用户是愿意让渡部分隐私的，国家法律也有特殊情势下例外的制度安排。坐拥巨大的能量和能力，科技巨头们与其继续躲着藏着，不如在这种时刻积极主动，走到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全面施展自己的力量。

超级科技巨头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与商业利益的平衡问题、制衡问题，将会是未来长期的焦点问题。但此时此刻，它们需要优先考虑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不管主动还是被动，这是形势使然，时代使然。(作者是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全球互联网口述史【OHI】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