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面对社交媒体舆论战需兵来将挡

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令美欧国家成为疫情的新中心，虽然各国政府都在努力抗击疫情，但是美欧国家一些政客和媒体却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各种“甩锅”其他国家的言论，或者借疫情抹黑其他国家“隐瞒疫情”“展开魅力攻势”等等。一时间，社交媒体中弥漫“新冷战”气氛。

不一样的新特点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虚拟的网络空间成了大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角力之外的“第五战场”。2016年以来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展开了新一轮的“媒体冷战”，基于大众媒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相互对抗。社交媒体在这场“新冷战”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俄罗斯面对西方的舆论攻击和刻意抹黑，利用社交媒体直接打入美国舆论场的腹地，通过“信息战”和“舆论战”等方式在线上和线下维护本国利益，打击敌对势力，充分印证了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国际政治和公共外交的“神经中枢”。

自2017年以来，中国成为此轮社交媒体“新冷战”的新热点。美国一些势力借由贸易战、香港、新疆等舆论热点，不断挑战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民众的情感底线，反复鼓吹“噤声”中国媒体机构及其账号，这一态势直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达到双方剑拔弩张的地步。

显而易见，社交媒体的出现对于跨国信息流动和全球传播造成了显著影响，推动了全球范围内信息更加快速、广泛和网络化的流动。这也使得跨越国界的文化产品和意识形态输出变得更加容易和难以掌控。如今大国之间的“社交媒体战”呈现出传播速度快、精确性高和针对性强、影响范围广等特点。

不同于冷战时期政府主导的大型项目，利用社交媒体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开展精确打击的行动，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俄罗斯的“互联网研究所”（IRA）便是企业化运营的小型机构，在热点事件发生时迅速开展行动，针对争议话题精确找到当地受众，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有效发动了线下政治活动，这与冷战期间长效性的“文化浸润”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应对需灵活有力

如何理解这种基于社交媒体的跨国信息和意识形态斗争，是未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命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未来国家间信息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体将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小型化，由原来的国家机构包办、国家主导到企业化、社会化机构主导，但涉及到的部门却越来越多，包括军事、法律、宣传、文化等。规模上的缩减带来的是机动性的增强，可以更快的速度、更灵活的方式实现国家意志，而参与部门的多元化则会让斗争变得更加复杂而不可预测。

其次，主体的多元化将会带来传播手段的日益丰富，以及各种手段间联动性的增强，从而产生比以往更加强大的效果。如在将“今日俄罗斯”列为外国代理人的事件中，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协同配合，联手将一个媒体传播行为上升到“国家政治斗争”的高度，并通过司法、经济和宣传等多个渠道对俄罗斯进行打击。这种基于媒体和信息领域的“多维打击”和“战略联动”，将会成为未来大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基于以上的前提，未来的国际关系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将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能够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快速渗透进入另一个国家的舆论空间中，通过生成虚假账号、散布煽动性信息等“计算宣传”方式，直接对他国的政治和社会议题产生影响。因而对于政府来说，如何对这样一种复杂的网络化信息流动加以管控，从而保证国内政治和舆论的稳定，将成为未来各国政府所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

机制需适应新变化

应对“社交媒体新冷战”的新形势，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国家战略传播机制来适应这一新的变化。对外传播、外交、互联网等各相关部门作为顶层设计机构，媒体、互联网技术公司和民间智库作为具体实施单位，应形成上下联动、合纵连横的复调传播体系，夯实我国在这场新的历史条件世界大变局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有力回击对方挑衅行为和散布各种“仇恨言论”的同时，我们亟须加强制度和软环境建设。尤其是面对一些行为背后有法律条文支撑，也有必要针对于此建立专门的法律顾问团队，在细致研究相应条款的基础之上，在专业层面进行对话沟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争取国际社会各阶层的理解与支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国媒体机构和承担公共外交职能的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这需要有关部门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依法依规进行管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下，我们要将外国媒体机构和类似组织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针对外媒应当更加精细化地实施“柔性管理”，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记者见面会上提出的“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的讲话精神落到实处，避免外媒借题发挥，借势炒作“封杀”“雪藏”个别违规记者的话题，彰显敢于直面不同类型海外媒体的“传播自信”，把新闻发布和媒体关系管理中的“敢于亮剑”和“绵里藏针”有机结合起来。（作者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