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认清西方媒体两套叙事框架

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被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认为“可能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对切尔诺贝利的报道中，西方媒体占据了比较大的分量。然而，多加留意就会发现，它们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报道，套路很深。就是到现在，在有关类似重大危机事件的报道中，西方媒体这样的叙述框架依然可见。

它们在阐述客观事实的时候，会有意丢掉一些细节，大量使用微观叙事、多元叙事和碎片叙事的手法。具体实操思路包括，将没能救到人的责任归咎于政府，攻击一切乐观主义，无限放大微观悲剧， 解构英雄主义，割裂英雄与政府，着力塑造“反抗者悲剧”。

笔者选择西方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进行了观察。远的不说，去年7月BBC一篇关于切尔诺贝利的长篇报道中就基本涵盖了上述的大部分思路。在微观叙事上，该报道先盖棺定论，“切尔诺贝利灾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然后反复强调，“我们能知道切尔诺贝利真正的死亡人数吗？”“当时被苏联秘密掩盖的核事故造成的死亡和疾病的真实数字，现在才变得清楚。”报道还提到，“截至2018年1月，乌克兰残疾人的数量迅速增加，从1995年的40106人增加到2018年的107115人。”它在暗示这要归因于切尔诺贝利灾难。在描述灾难中的英雄事迹时，报道说，“三名工程师在爆炸发生后的几天内自愿从燃烧的反应堆下面的水箱中排出数百万加仑的水。”强调其“自愿”，就是在暗示这与政府无关。另外，该报道使用的6幅配图中，两幅采用逝者的黑白照片和葬礼、祭奠等悲剧场景进行渲染。讽刺的是，不渲染、不煽情、中立而客观的报道通常才是BBC在灾难报道时的惯例，这一点明确写在BBC的报道守则里。

西媒对切尔诺贝利的报道就是它们构建世界图景的另一种典型叙事框架。传播学框架理论指出，采用不同的叙事框架，对同一个客观现实，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叙事框架定义了问题，分析了原因，做了道德判断，提出了解决对策。同一杯水，你既可以说它的66%是空的，也可以说它的34%是满的，二者说的都是客观事实，但叙事框架引导的效果完全相反。传播学者阿尔祖哈彦研究发现，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外国时，就存在两套叙事框架，用正面的方式报道一个与美国的政治、经济、人权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利益一致的国家，用负面的方式报道一个各方面与美国不一致的国家。

其次，西方学界对叙事框架研究已久，媒体从业人员经验成熟，理论储备丰厚。早到亚里士多德提出三幕式戏剧结构，近到俄国学者普罗普从100个民间故事中挖掘出7种人物和31种故事模式，法国学者朴尔蒂拉从1000部戏剧和200部小说中总结出世界36种剧情，自二战以来，西方传媒业界更是有了长足实践和储备。最为人们熟知的叙事框架是好莱坞戏剧叙事法。经典的好莱坞叙事使用个人主义假定，营造出行为是个体人物偶然性行为的结果，通过密集制造悬念和冲突，融入知识性和娱乐性，通过丰富的镜头语言制造视觉奇观，吸引观众沉浸其中。由于好莱坞电影在全球的巨大影响，这一模式广泛影响了纪录片和电视新闻的叙事模式。

最后，西媒制造和使用多重叙事框架的机制非常成熟。英国学者霍尔和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详细阐释了西方媒体在大型媒体、广告、新闻获取渠道、新闻批评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五层过滤机制下，如何通过大量的、看似具有个性特征的中立客观的声音，生成“普遍赞同”的“一致舆论”。

有鉴于此，普通民众需要增强批判的媒介素养，不再不加甄别地受限于西媒的叙事框架，使用别人的眼睛看自己和看他人。只有那样，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世界图景才会更加清晰明白、豁然开朗。（作者是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日本大阪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