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恪勤：德国是欧洲抗疫一面镜子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德国最初被称为欧洲抗疫的“优等生”——感染病例相对较少，而且死亡率控制在1%以下。然而，3月初以来德国疫情快速增长。到4月7日，德国确诊人数已破10万例，成为欧盟第三、世界第四大感染国。而德国在抗疫中展现了自己的优势，也凸显了欧洲国家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德国疫情快速增长，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从客观上讲新冠病毒传染性极强，存在许多特性和不确定性，防疫难度极大。与亚洲和美国不同，欧盟成员国防疫存在许多局限：

首先，在欧洲一体化已经推进多年的背景下，开展有效的边界和人员流动管控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其次，面对如此凶悍的大规模传染，欧盟公共卫生应急体制无法有效应对：欧盟权力有限，仅有建议权和协调权，应对全欧疫情蔓延所需的统一指挥、协调力度远远不够;疫情暴发初期，各国各自为政、自保第一，甚至相互封锁、截留物资;在欧盟框架下，各国主权不再完整，综合能力包括防疫能力受到很大限制等等。这些因素对德国疫情防控都产生一定影响。

从主观看，在防疫准备方面德国是欧洲开展最早的国家。1月6日德国就成立了一个监测委员会，后来又开始加大储备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但此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依据“非典”经验，更多把它看成是中国的疫情，只是采取了一般性防疫，准备明显不足。2月下旬疫情在意大利暴发后，德国防疫专家对新冠病毒特性和防疫建议存在偏差，没有给联邦政府提供足以抑制疫情快速扩散的有效建议。默克尔总理受到医学专家类似“群体免疫”意见的影响，提出德国民众可能会有60%到70%感染新冠病毒。

在政策层面，德国政府也过多考虑隔离与自由、经济与防疫、中央与地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过于相信自己的专家和卫生系统，防疫政策的力度、强度、速度都未能抑制疫情快速发展。

3月18日，德国确诊病例破万，政府在防控疫情上的立场趋于强硬，默克尔发表讲话，强调疫情已成为二战后德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自3月23日起，原则上禁止两人及以上人员在公共场所聚集;建议民众最大限度减少与家庭成员以外人员接触;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应与他人至少保持1.5米距离;禁止在公共和私人场所举行聚会，美发店、按摩店等产生近距离肢体接触的店铺必须关闭等等。这些措施接近隔离，目的是减少人员接触，延缓疫情传播速度。德国各界也都行动起来，总统号召全国团结抗疫，议会通过《感染保护法》，军队派出15000名士兵支持抗疫，政府通过了一项总金额高达7560亿欧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支持疫苗研制、增加医疗措施、扶持企业、帮助失业者。德国还密切了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合作，加强了国际合作。

德国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无疑有利于抑制疫情。目前德国疫情发展有三个特点：增长速度快，病例基数高，死亡率低。

速度快与前期和中期防疫措施不到位有关，如把3月23日之后限制性措施实施到位，速度应可得到延缓。基数高与德国强有力的检疫能力相连，德国拥有欧洲最强的检疫能力，每周检疫能力可达35万人次，4月底前可将检测能力提升至每天20万份。死亡率低与德国检疫能力强、医疗条件好、病人年龄相对年轻有关。德国拥有欧洲最好的医疗资源，包括2.8万张重症监护床位，远比其他欧洲国家医疗条件要好。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德国确诊病例基数很大，在疫情全球快速扩散的背景下，在欧洲邻国无一幸免的环境中，有效抑制疫情仍是艰巨的任务。如果确诊病例继续大幅攀升，医疗资源出现短缺，死亡率也会相对提高。因此，德国防疫万不可掉以轻心，加强隔离、早发现早治疗是当务之急。补齐短板，包括采取进一步有效隔离举措，严格执法，强化戴口罩建议，加快疫苗、药物开发等也非常重要。

疫情是对全人类的挑战，加强国际合作对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要。在疫情发生后中德不仅相互援助而且也展开合作。中德两国专家就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发等议题进行了远程交流;德中先后向对方捐助了所需医疗物资;两国科研卫生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推动双方务实合作;两国在WHO、G20等国际组织也进行了良好合作，共同抗击新冠病毒，践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作者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德国分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