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多国经济刺激政策得失镜鉴

继美国推出史上最大规模的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之后，日本政府也宣布将推出规模空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此之前，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英国、德国等国纷纷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欧洲央行也于日前公布了高达8700亿欧元的紧急资产购买计划。这些计划的效果如何？

在各国计划中，美国“2万亿”出手颇为阔绰，符合本届政府执政风格，其中有几个重点值得关注：首先是保“龙头”，“2万亿”中有5040亿用于向大型企业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援助。并给予专门的资金援助受疫情直接冲击的航空公司;其次是保民生，年收入在7.5万美元或以下的个体，每人将直接获得1200美元，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已婚夫妇将得到2400美元，每拥有一个儿童多500美元，现金补助的形式为支票，失业保险将延长13个星期，并在各州失业保险项目支付的基础上每周增加600美元，失业工人可因此有资格领取长达39周的失业津贴;再次是保中小企业，为小企业提供联邦担保贷款3670亿美元;最后是保医疗，1000亿美元用于补助医院、公共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以及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供应商。

该法案连同美联储此前两次连续紧急降息至零利率及推出7000亿美元大规模QE计划一道，组成美国在疫情期间大规模刺激经济的组合拳。其实际效果如何，一要看低于2018年至2019年报税门槛的低收入家庭能否享受到补助;二要看39周以后美国政府是否还能拿出拯救经济与失业的办法。从中国的经验看，4个月后疫情峰值过去才是美国经济真正面临考验的时刻，出于防止输入性病例及疫情二次反弹的考虑，物流、产业链与价值链无法很快恢复到疫前状态，失业人数与破产企业数持续增加，而包括“2万亿”及降息在内“一锤子买卖”式的逆周期调节工具已经用完，到那时美国将何去何从？

值得担心的是，正如奥巴马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鲁宾所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在“一锤子买卖”式的逆周期调节工具用完之后，美国可能继续通过“放水”和发行货币来刺激经济，使其宏观政策的外溢效果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刺激泡沫与非理性繁荣，把世界经济拖入深沟。

日本政府即将推出的刺激计划据称规模将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应对政策，内容将包括向收入减少的家庭及中小企业发放补贴或提供利率优惠，并采取行动保障地方就业。在3月月度经济报告中，日本政府自2013年7月以来首次在经济形势判断中删除“恢复”一词，凸显其严峻程度。不过，日本公债率一直维持在世界最高水平，但由于主要是内债，尚没有发生债务危机问题。

对中国来说，其他国家经济刺激计划探索可资镜鉴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按照法治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式制订经济刺激计划。重大方案出台于法有据，程序一步不能少。欧美一些国家在制定经济刺激政策过程中，经过多轮讨论磨合，把风险点及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暴露出来，这对发挥协商民主的优势非常重要。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经验也可以做印证：基建投资是对冲危机影响的有效手段，我国曾在1998年与2008年两次推动大规模基建投资计划。1998年至2002年间政府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及后续措施带动3.2万亿的基建项目，不但稳定了经济，也没有给地方留下不良债务，给银行留下不良资产，给企业留下过剩产能。经过中央与地方的充分讨论协调出台的政策，为中国奠定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制度改革基础。

其次，把保障民生放在与科学抗疫及复工复产同等重要的位置。我不赞成网络上一些人主张的效仿西方国家直接向民众派钱的做法。中外民众消费习惯不一样。美国有40%的人负担不起400美元的意外开支，民众普遍不存“隔夜钱”，而中国人习惯“手有余粮心中不慌”，储蓄率保持在45%的全球首位。

同时，政府也需在“一刀切”式的行政命令之外，增加其他政策手段，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治理方面，参考其他国家更加精细化的做法，为中小微企业、个体商户，为每一个面临经济困难的家庭考虑，把民生问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使十九届四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十三个方面举措尽快落地。

再次，关注疫情中经济救助计划的社会效用。澳大利亚政府近日宣布启动总规模为11亿澳元的救助纾困计划中包含了心理健康部分。在疫情期间，老人无法出去散步交流，年轻人无法出去社交娱乐，夫妇无法同去逛超市，如何疏导因疫情而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值得我国社会治理机构重视。(作者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本文由李天阳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