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育才：中日韩亟待深化公共安全合作

新冠疫情作为一场公共安全和生物安全危机席卷全球，在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在客观上也有另一面，那就是因疫情防控的需要推动世界和地区公共安全合作，进而启动具有地区乃至跨地区意义的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在这方面，东亚地区的国家间互动合作具有代表性。

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安全合作机制建设远远落后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因素在东亚地区的发展有目共睹，但是由于外力介入和受冷战惯性影响，国家间冷战遗存的敌我营垒依稀可见，地区内部恩怨迟迟得不到有效化解，有时演绎出新的矛盾冲突和政治安全分裂，致使统一的地区安全机制难以建立。时代要求打破旧格局和开创新局面，新冠疫情及其应对过程为深化安全合作和建立统一的地区安全机制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疫情危机现实推动地区国家之间密切合作，共同面对公共安全威胁与挑战。此次新冠疫情涉及五大洲，也在多个国家呈现暴发之势，成为近几十年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践证明，新冠疫情防控任务之重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所能完成，必须最大限度地展开国际合作，共同应对，联合行动，才能有效控制疫情，最终摆脱危机。对于经济社会联系紧密的地区国家尤其如此，加强公共安全合作已经是必由之路，别无选择。

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合作实践看，传统安全地位趋于下降，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加强包括公共安全合作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是大势所趋。即使个别国家顽固地坚持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人为地激化地区矛盾与国家间冲突，也无法阻挡非传统安全风险上升和非传统安全合作需求日益迫切的大趋势。

此次新冠疫情的危机规模和严峻形势成为本世纪初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凸显以来的又一个节点，而且极有可能因危机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而完成量变积累，达到质变的转折点。此次在东亚地区，中国，韩国和日本都遭受重度影响，国家之间因共同危机和在危机应对过程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正在空前地拉动双边和多边关系改善，有助于推动建立面向长远的地区安全合作。

从形成综合安全和共同安全的新时代需求看，抗击新冠疫情必然会导致发展全面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进而推进整个地区安全体系变化，推动建立新的安全体制和淡化、重塑旧的安全体制。一切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的因素都会得到保留，而一切过时的、不利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的因素最终会被淘汰。东亚国家之间有着最密切的经济、社会和历史联系，在近代普遍完成民族国家构建以来，他们之间已经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地区共同利益的发展要求他们面对共同的发展和安全难题，编织属于本地区的一体化蓝图。这个过程已经被拖延得太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此次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危机形势下地区国家间实现了罕见的友好互助，所有国家都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努力抓住疫情之机，推动地区国家间关系的良性互动。（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