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口罩的文化纠结哪及人命关天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民众该不该戴口罩”成为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尤其是美欧等西方国家民众，与以中日韩东亚国家为主的东方国家民众有着明显不同的观点。随着美欧国家如今疫情越来越严重，大量人群被感染，一些西方人才开始对“新冠病毒面前即使健康的人在公共空间也应戴口罩”的观点悄悄改变态度。事实上，对待新冠病毒和口罩这个问题已经折射出一些人在西方文化下的固执与纠结。

3月30日，奥地利成为首个强制民众在外出时戴口罩的西方国家。此前，该国对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民众予以罚款。3月29日，美国知名智库公共政策企业研究院 （AEI）发表题为《全国应对冠状病毒：重新放开路线图》的报告。这份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领衔起草的报告鼓励民众在公众场所佩戴口罩，因为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无症状传播是可能的。这些改变表明，在面对与以往不同的、更加“狡猾”的新冠病毒时，西方更多专业人士已经意识到无症状传播给病毒在健康人群中的蔓延带来巨大的可乘之机。最初，在不少美欧国家，由于固守西方文化下的传统认识，“戴不戴口罩”甚至成了一个文化认同问题。相比之下，面对疫情的紧迫威胁，东亚人防疫戴口罩演变成一个常识性问题。形成这一反差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首先，在传统西方文化影响下，欧美社会对公共场所戴口罩有忌讳。西方在上世纪之初甚至更久远时曾经发生致命的大流感及其他疫情，夺去很多人的性命。在那段痛苦的历史中，不少西方人认为戴口罩意味着有病毒暴发，会带来社会的恐慌。所以，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而欧美国家只有少数确诊病例时，当地一些华裔为了个人防护开始戴口罩。但在欧美多地引起在街上及地铁内会遭到当地人的白眼及粗言秽语，有的则人身面临暴力歧视威胁。甚至，当时连少数西方人戴口罩出入议会等公共场所时，也受到歧视性对待。笔者的孩子在国际学校读书，也曾遇到类似问题。要改变这种几十年或上百年形成的认知和文化，确实难度非常大。

其次，对于接受新的认识和新的技术，东方国家显然在这方面要比西方一些国家速度快一些。作为西方的美欧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成为发达经济体并进入发达社会。但是在最近十几年，无论是对待移动互联网相关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几乎都是中日韩等东方国家率先推动应用，美欧国家相对而言更关注新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

而在公共卫生方面，东亚国家传统上在流感等季节性疾病容易流行时，为了预防采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戴口罩。这次疫情中，中国一旦行动起来，出门戴口罩就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定。东亚民众从近代疫情经历中总结出戴口罩的对策并沿用至今，尤其2003年的“非典”使得中国人一有预警大家都会马上戴上口罩。因此，此次疫情开始发展较快的中国及周边的韩国和日本，人们一旦在政府主导下开始动作起来后，因为公共场所戴口罩和其他一些隔离防控措施到位，疫情逐步得到缓解。

最为重要的是，新冠病毒不同往常，其中一个特性就是具有“伪善”的欺骗性，无症状感染者看似健康，却可以把病毒无声无息地传染给周边人群。在接受这种新的认识后，更强化了东亚国家民众通过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等防控措施，使自己避免被病毒感染。而面对这种不同以往的新变化，美欧国家一些人直到现在遭遇疫情严重扩散之后才稍稍有了一些认识上的改变。

第三，当然欧美一些国家官方也有出于避免引起口罩等医疗物资“挤兑”的考虑，建议把口罩留给医护人员和确诊的病患。美国卫生局局长杰罗姆·亚当斯告诉美国民众停止购买口罩，以保留剩下的库存。因为与患者有密切接触，医生和护士必须经常更换口罩，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美国的医用口罩等物资供应正在迅速减少。由于美欧国家在加工制造业方面如今已没有优势，所以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数以亿计的口罩等医用物资，难度确实非常大。

总之，文化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人类文化本身就有受容和变容的适应性。通过这次疫情，欧美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西方文化也不应墨守成规，而应该放弃自我中心的那份固执，恢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调适性本质功能，才能更好地维护民众的生命和健康。（作者是独立学者，冲绳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