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迪：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日韩公共卫生安全合作

2020年是中日韩“新三国时代”合作的开篇之年，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中日韩三国成为最早的受灾国家。自武汉首先爆发疫情以来，三国之间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联系。2月21日，中国疾控中心便与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举行电话会议，通报双方各自的国内疫情情况，并就当前临床所发现的病毒特征、感染路径、不同地区与人群防控措施以及抗病毒药物筛选等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2月2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新冠肺炎疫情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卫生合作及撤侨等诸多议题上交换了意见。同日，王毅外长又与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举行电话会谈，就两国共同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在华韩国人隔离措施等议题交换意见。3月12日，中国疾控中心、韩国疾控中心和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举办三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电话会议，就有关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增加社会距离措施、武汉市社区物资供给方式、抗病毒药物有效性及特殊人群防护措施等领域。3月20日，中日韩三国外长举行特别外长视频会议，就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开展务实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并表示将尽快促进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加大三国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情况的交流合作与信息共享。

事实上，中日韩三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有较好的基础。早已在2007年，三国政府就建立了以卫生部长会议为支撑的中日韩三国公共卫生合作机制，这一会议由三国轮流主办，原则上每年一次。从中日韩三国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建立初期，共同抗击包括由冠状病毒引发的流感、禽流感以及中东呼吸综合征等传染性疾病就被列为三国卫生合作的重要内容。此外，为加强医疗卫生科研领域的技术攻关合作，在三国卫生部长会议举办同期，由中国疾控中心、韩国疾控中心和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三方联合举办“中日韩传染病论坛”，这一论坛旨在进一步提升三国在传染病科研技术发展的交流合作水平。2015年，由于韩国发现了输入型中东呼吸综合症确诊患者，为预防该疾病在中日韩三国蔓延，在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上，三国部长提出了共同应对公共卫生突发紧急事态的方案，就加强三方在信息共享、预防和应对传染病措施等方面达成一致。2019年12月，在韩国首尔举办的第十二届中日韩三国卫生部长会议上，三国再次就进一步完善紧急时期下的共同行动计划，协同合作应对传染性疾病，以及继续强化信息快速共享、加大地区公共卫生威胁监测和推动应对疫情威胁的能力建立等方面达成一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韩三国间的信息共享和快速反应已充分验证了三国在国际卫生合作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效。此次疫情下，中日韩虽然是最早一批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但从目前的总体情况来看，三国也是疫情爆发后反应最为迅速，控制疫情扩散效果卓有成效的国家。截止3月28日通报数据，相对于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8313例、西班牙8189例、意大利5959例而言，中国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由顶峰时期的15152例，下降至主要以境外输入病例为主的135例，韩国则由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最高峰值的1062例，下降至146例，日本目前也将当日新增确诊病例保持在了123例的低速增长阶段。

客观而言，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肆蔓延下，日韩两国之所以没有像欧美等国陷入疫情失控的状态，除了本国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外，也离不开在疫情爆发初期，中日韩三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作为第一个疫情爆发地，中国第一时间便与日韩两国分享了新冠肺炎的相关信息和抗击经验，为日韩两国后续采取有效措施进而控制本国疫情进一步恶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中方所提供的信息和经验，日韩两国基于各自国内疫情的实际发展情况，均采取了禁止大型集会活动、关闭大型集会场所、提倡居家隔离和居家办公、佩戴口罩及远离人员密集区等一系列措施，在控制疫情扩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疫情不分国界，在疫情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独善其身。同样，面对疫情肆虐，各国单打独斗不如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中日韩三国互为比邻、唇齿相依，在面对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危难时刻，写在援助物资上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道不远人、人无异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等诗句，更体现出了三国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新三国时代”合作精神。（作者房迪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研究员、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