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全球抗疫需要中美精诚合作

中美建交41年，双边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但在关键时刻，中美两国领导人总能审时度势、积极合作，有效地撑起和国际合作的大旗，使得两国和世界都得以尽快化解危机或渡过难关。

重要关头多次携手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欧美成了这场严重疫情的新中心。另外，还有其他地区国家的疫情也逐渐严重起来。从联合国到世卫组织，都把国际合作应对疫情放在当前最重要的位置，而美国和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的确应该携起手来精诚合作。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0万例的庞大数量，26日G20将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领导人特别峰会，以推动全球协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过去20多年时间里，中美之间在关键时刻携手合作案例并非鲜见。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时尚未入世的中国临危不乱，积极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拒绝人民币贬值，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风采。在同年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了加强国际合作以制止危机蔓延、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尊重有关国家和地区为克服金融危机的自主选择三项主张，赢得了美国和世界的好评。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中国立即向美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最大援助，使得本来可能因台湾问题造成大幅度下滑的中美关系再次回到正轨，也使得美国和世界被“9·11”事件割开的刀口能尽快愈合。

2008年，美国遭遇前所未有的金融海啸，世界经济也随之萎缩。中国此时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深知置身事外的严重后果。北京不仅与华盛顿保持密切联系，还出台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之后的回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4年，埃博拉在西非肆虐。中美经过磋商，各自派出救援队，成功阻止这一致死率极高的传染病跳出非洲大陆，也为当地的抗疫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6年，中美的密切合作令《巴黎协定》的最后签署，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时合作意义重大

自2017年以来，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中美双边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痕。之前，中美曾经认同并协同创建新型大国关系;现在，有鼓励脱钩的势力蠢蠢欲动。然而，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有消除隔阂、拆除壁垒、求同存异的远见卓识。在他们的督促和领导下，两国终于在年初签署了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

也正是在这前后，新冠病毒开始了对人类的“入侵”。这一在全球大流行的传染病本来为中美减少摩擦和修复关系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然而从中国1月下旬开始抗疫，到美国3月中旬进入抗疫高潮，两国关系却因病毒源头争论、媒体机构运作、信息互通问题而不断出现波澜，“政治病毒”使得双边互动的机体变得非常羸弱。在这个可能给人类生命财产带来重创的关键时刻，华盛顿和北京明争暗斗而不是积极寻找合作的方式，对中国、美国和世界都有害无益。诚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所说，“疫情当前，世界各国应当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这时候试图转移视线、推卸责任，不仅对本国的防疫工作丝毫没有帮助，对促进国际社会防疫合作也丝毫没有帮助。”

首先，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有别国难以企及的资源和能力，他们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对全球抗疫的成功与否，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中国抗疫初战告捷，美国刚刚进入战疫初期，中国有数据、经验和措施，还有对药物测试和疫苗研发的信息。这些用血和汗积累的宝贵财富，结合美国的研发能力进入实践，对美国和世界的抗疫斗争都会如虎添翼。

最后，中美在抗击疾病方面有长期的合作传统和协调机制，这个传统和机制从早期的艾滋病监测和防控，到2003年中国在抗击非典时与美国开展卫生疾控合作，再到2014年共同去西非抗击埃博拉，已经十分完善。虽然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病毒到来之前撤出了美国疾控中心(CDC)在中国的人员，但要恢复合作应该没有问题。

共同承担抗疫重任

目前，对北京和华盛顿而言最大的困难是，怎么化解双边这几年日积月累的误解和最近堆积的抱怨？其实，在官方层面之外，两国民间已经先行。阿里巴巴基金会最近对美国的无私援助、巴菲特麾下的喜马拉雅基金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专家向美国同行传授中国的抗疫经验，以及在美华人对CDC基金会和其他卫生机构的慷慨捐助，都为民间先行做出了榜样。

领导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已释放信息，愿意为有需要的国家政府和人民提供物资和知识援助，因此中美可协商成立高层协调机制，共同研发疫苗、寻找病毒源头和共同承担领导全球抗疫的责任。

新冠病毒的肆虐再一次告诉世界，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或科技规范把自己变成孤岛的企图，都会变成把自己拖入黑暗的实践。中美只有守望相助才能造福自己、造福对方和造福世界。历史把这个使命交给了伟大的中美两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作者是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中美印象》网站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