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芸萱：看美国在战“疫”中如何面对人权

熊芸萱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月22日18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24小时内增加了8569例，总数已达32,717例。特朗普政府已经接连宣布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为重大灾区，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在医疗技术、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病理检测分析手段、信息分享平台等方面，均算得上世界最先进、最完备。但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卫生事件时，美国的应对机制仍然暴露出诸多问题，社会的各个子机制之间存在很多“裂缝”。如果说抗击疫情、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一场严峻的人权保卫战，就美国当前的表现来看，它能否在这场保卫战中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着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美国现有的公共医疗体制制约了每名患者有效获取医疗救治权。美国并没有公众广泛参与的医保，占全国20%的人口没有或只能得到有限医疗覆盖。对于有保险民众而言，大部分保险公司表示仅承担新冠病毒专门检测费用。高昂的诊疗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众获得医疗救治权。此外，防护物资、医疗设施等资源严重匮乏也将对民众的公共服务权及获得医疗救助权造成严重制约。

美国现有的公共卫生应急防御体系很难真正保障国人的生命健康权。美国联邦预算提案在过去三年中持续削减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门经费，疾病控制与预防方面的预算大幅缩水，联邦总体的公共卫生能力减弱，州和地方公共卫生部门机构改革及裁员等因素导致美国无法迅速完成对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跟踪、封锁疫情严重地区以及在快速修建医院收治病人。尽管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后，联邦将拨款500亿美元用于疫情防控，并在4月内共提供500万份试剂，但经费落实等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考证。上述条件的制约导致美国很难像中国一样在疫情爆发后及时调拨资金并从全国各地调配医疗力量予以全力保障。

美国病毒检测能力限制获得公共服务权利。首先，疫情初期的美国在病毒检测上秉持“极少量级的检测数量及自行开发试剂盒”的政策，仅在疾控中心亚特兰大总部进行检测，导致2月份检测基本停滞。其次，在此期间发放的检测试剂盒存在缺陷，导致超过一半的州实验室无法得出结论性结果，贻误最佳控制时机。再次，疾控中心初期检测设定“有症状、去过武汉、接触过确诊病人的民众”才可接受检测。对于这一过高的检测条件，美疾控中心直至3月4日才放开。最后，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能够研制出检测试剂盒的实验室必须通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开展检测，检测盒供应严重不足。据美国疾控中心3月22日数据显示，全美境内共进行71,870次核酸检测。而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截止3月5日的检测盒累计供应就已达1575.5万人份，并已开始向巴基斯坦、日本、伊朗、意大利、非盟等国家和地区提供检测试剂盒。

美国信息政治化影响民众知情权。及时透明发布准确疫情信息对有效控制疫情至关重要。疫情初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副总统彭斯主导抗疫，并规定未经彭斯许可，专家学者不得对外透露关于疫情的最新消息，新闻媒体不得发布容易引发民众恐慌的疫情信息。在官方发布的信息中，白宫、疾控中心和健康社会服务部经常说辞不一，令民众不能及时实施个人防护。而这一切都与美国的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信息公开与否，与政治绝对挂钩。疫情爆发后，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过“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实时通告”等网络平台及时通报全国疫情状况，广大民众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线上求助、免费问诊等。

美国的疫情政治化影响了国际卫生合作。当前，中国的抗疫形势持续向好，中国一方面及时与世界分享战役经验和信息，也始终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合作应对疫情。反观美国，疫情暴发之初，借疫情说人权，编造“中国歧视湖北居民”，使用“黄祸”“东亚病夫”等说法诋毁中国，甚至公然违反世卫组织规定使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的污名化标签。如今眼看本国的疫情形势日趋严峻，便怨天尤人，企图将自身防疫不力的“锅”甩给中国。据世卫组织网站显示，美国2019年的会费仍拖欠大半，2020年总额超过1.2亿美元的会费分文未付。大疫当前，超级大国这种拖欠会费的做法，伤害的是世卫组织的行动力，也伤害了全球抗击疫情的共同努力。此外，美国不顾伊朗的严重疫情，持续对其施加单边制裁，这不仅使得伊朗的疫情雪上加霜，更严重违背了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

诚然，自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后，美国宣布了一系列应对疫情的重大举措，但这些举措能否落到实处并取得相应成效仍是未知。社会各方面的有效协调是一项系统工程，但就目前形势而言，这一系统如果不能有效运转，那将可能成为美国疫情防控工作中最大瓶颈，人权保障将在美国成为一句空话。